在中国文代会中重新露面的老作家，大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曾被“四人帮”打入“牛棚”，甚至投入黑狱，根本无法从事写作的；一种是自己封笔的。梁宗岱似乎属于后一种。他一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但己久矣乎不见他的文章了，反右、“文革”两役，听说他曾受批斗，但受害的程度则远不如聂绀弩、萧军、丁玲、艾青、巴金等人。

他是留学法国的，法文之好，中外知名。他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曾写过法文诗在报刊发表，大获好评。有一个评论家赞叹之余，文章结尾写道：“我国又出现一个新诗人了！”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个诗人是中国人，他还不敢相信。

他有一本谈文论艺的作品，名《诗与真》，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很受文艺青年喜爱。从书名也可见到他对文艺的态度，他是求真求美的。中国对文艺的鉴赏、批评，则是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经典的，梁宗岱可能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写不出合乎《讲话》标准的作品，故而就搁笔了。

他写诗，也写文艺随笔之类的小品文，不过在他的作品中最出名的一部却不是他自己的创作，而是翻译别人的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Paul Vaulexy）写了一首长诗《水仙辞》，当时法国诗坛有人评论道：“有一件比欧战更重大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保罗·梵乐希发表了他的《水仙辞》！”这首长诗写得非常晦涩，据说一百个人看了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解释。《水仙辞》中文本的译者就是梁宗岱。

他偶尔也写写旧体诗词，诗词中常把现代的事物也写进去，“旧瓶装新酒”，读来倒令人有清新之感。他有过一段很“潇洒”的失恋故事，分手前夕，他写了一首词送给爱人，中有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