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看法，着重一个“怨”字。

但王安石在《明妃曲》（两首）中则大做翻案文章，一则说：“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再则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又是一种看法。着重“相知”二字。既然失意无分南北，与其留在汉宫做被困长门的阿娇（其实对王昭君而言，甚至做“阿娇”的机会都没有），倒不如在番邦得到个知心夫婿了。

两种看法，演成三种剧本。第一种是写“昭君怨”的，结局是王昭君投崖自尽（在粤剧《昭君出塞》之前的剧本大都如此）；另一种是曹禺的近作《王昭君》，他比王安石更“进一步”，不是只着眼于汉恩、胡恩的深浅，也不仅局限于夫婿是否知心，而是一反前人的见解，从“民族友谊”出发，把王昭君写成怀抱着“匈汉一家”的崇高理想，是一个自愿“和亲”，而不是“和番”的“勇敢女性”。他是把《昭君出塞》写成喜剧的。

不过，想来曹禺也遇到棘手的问题，王嫱的崇高理想，是怎样孕育出来的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无以感人。

第三种是红线女这次演出的剧本，看来似是介乎二者之间的。

先悲后喜较合理

曹禺的《王昭君》据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写的。他曾经和一个访问过他的记者谈及：“那是一九六零年以前的事，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这是从蒙汉人联婚问题谈起的。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说到有个王昭君，周总理就指着我说：‘曹禺，你快写。’他要我写个王昭君的剧本。”

台湾大学出身的留美学人刘绍铭在评论曹禺的《王昭君》时，虽然不以“遵命文学”为然，但却赞同曹禺这种写法。他说：“在曹禺的这个剧本出现以前，昭君这个汉家女子出嫁匈奴，在国人的想象中是‘和番’而不是‘和亲’，一字之差，就足以说明在曹禺以前我国‘想象文学’作家对这一历史人物‘传说’态度的不同了。那毫无疑问，是大国沙文主义想像力之结晶。”（见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六日的台湾《中国时报》）

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台湾的留美作家李黎，去年十月，在上海访问巴金时，谈到曹禺的《王昭君》，她就是这样提问的：“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当成接受一个任务来做，是不是个好办法？王昭君以一介民女身份，不但有偌大见识，而且远嫁匈奴后，比咱们志愿支边的知青还适应得好？”巴金也只能“玩笑地”承认“这是他还有点三突出！”（“三突出”是“四人帮”时代的一种文学理论，即突出正面人物，突出正面人物中的英雄人物，突出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是不能有缺点的。）

两千年前的王昭君真的就有那么大见识和崇高理想？的确是值得怀疑的。

比较来说，粤剧的《昭君出塞》就合理得多。它是写昭君先悲后喜的。“人生小别亦凄惶，何况长辞父母邦。……几番勒马回头望，锦绣江山再见难。”远适异国，昔人所悲，何独昭君？她是到了匈奴王亲自来迎接她，看到了匈奴王为地在塞上建造的江南故乡景物，深受感动，这才转悲为喜的。匈奴王的一句唱词“有道是日久他乡即故乡”，打动了她的心。

王昭君的独白

曹禺写《王昭君》，由于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经过二十年方始写成。他不但博览有关王昭君的史料，并且去了内蒙两次，访问了当地的马头琴大师巴主和一些老一辈的族人，搜集了汉蒙两族有关王昭君的传说，写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对曹禺的写法（他把王昭君写成了抱着崇高理想自愿和亲的勇敢女性），尽管有人不同意，但对他的写作技巧，尤其是文字方面，则似乎是众口交赞的（最少我就没见过相反的论调）。

刘绍铭在论曹禺的《王昭君》一文说：“在戏剧性经营方面，曹禺真是宝刀未老。他善于制造情节，卖弄关子。其得心应手处，如四十多年前的《雷雨》《日出》和《原野》。对一般读者和观众而言，最能防止他们打瞌睡的，莫如制造正派人物和反派人物冲突的气氛。传统的反派人物毛延寿既不在场，曹禺就用温敦（呼韩邪的妹夫）来代替。这个阴谋家陷害单于、嫁祸昭君的种种措施，自自然然成了观众关心的对象。文字方面，曹禺一直是个中翘楚——流利漂亮而时见诗意。”

他尤其欣赏曹禺在剧中用的“西方式的独自”，例如下面这段：

王昭君（望着墙外的春天）：

母亲，你生我为何来？难道这青森森的宫墙要我来陪伴？难道这青松翠柳，望不断的栏杆要我去看管？

啊，这一天三遍钟，夜半又宫漏，一点一滴，像扯不断的丝那样长！

姑娘啊，你错了未算，欠思量，急急慌慌把我送进这三丈八尺的宫墙。

不错，这段独白岂止具有“诗意”，它本身就是音韵谐和的诗。

合欢被怎能飞上天

曹禺写的《王昭君》，惟一令刘绍铭不满的地方，是曹禺在结尾时候所用的一个象征手法：

那合欢被，一阵风把它吹起末，就忽忽悠悠地跟着那金色的大雁飞走了！

飞上天去了！

你们看，天上，天上！那不是大雁？那不是合欢被？

（大雁在空中鸣唳，一片光明的彩云在蓝天里悠悠飞过。）

刘绍铭认为这是曹禺在“向中国老百姓灌输封建式的迷信思想”。不过，这似乎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假如用电影形式表现，合欢被被风吹走，接着天空出现金色大雁，白云悠悠飞过，这样的剪接，不正是甚富戏剧性的浪漫联想吗？在现实的世界中合欢被当然不能飞上天化成大雁，但在文学的创作上，我认为是不妨运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剪接技巧的。

刘绍铭是研究曹禺的专家（他曾用英文写作《曹禺论》，是一九六六年写成的）。一九八零年四月，曹禺访美，他也得到了和曹禺见面的机会，并写了一篇题为《君自故乡来》的《曹禺会见记》。

说来有趣，他的《会见记》写道：“我首先向曹禺招供，如果我今天重写《曹禺论》，我对他的剧作的评价会高许多。我对《雷雨》和《日出》二剧批评得极不客气，理由不外是那时我刚念完比较文学的课程，眼中尽是希腊悲剧以来的西方戏剧大师……那时我没好好考虑到，第一、曹禺写《雷雨》时（一九二三年），年纪才廿三岁。第二、而且也是最要紧的一点，他的作品与易（易卜生）、契（契诃夫）、奥（奥尼尔）诸人比起来虽然失色，但在中国话剧史上，他实在是一代宗师。”对曹禺著《王昭君》的看法，他也有若干修正。

在美国参加会见曹禺的台湾作家还有夏志清、李欧梵、白先勇、水晶、陈若曦等人。夏志清和陈若曦也都写了文章。内地大陆和台湾的作家，这一两年在海外常有交往，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