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怀念的年画

一到十冬腊月,北平大街小巷就平添一种市声,吆喝“画儿,买画儿”了。

在早年,无论贫富,家家都要买几张年画给小孩,有钱的人家,都粘在更房、门房、下房,或是护窗板上,乡间人家就把年画贴在卧房炕头上,借以点缀年景,又可以哄哄孩子啦。

沿街叫卖年画,在清末民初,平津两地都极盛行。虽然全国各省都有这种木刻年画,可是风格俗雅,各有不同。华北最著名的产地,有天津西边的杨柳青,俗称“卫画”,有深州附近的武强县,山东潍县的杨家铺,华中则有苏州阊门的山塘路等处。

年画无论南北,都是用墨线画成,刻成木板再印,印出来只有墨线轮廓,然后着色。杨柳青年画,都是挑选年轻女工着色,北方小姑娘多半缠足,不像南方赤脚大仙能够下田,既然不能到田间工作,针黹之余,年画着色就成了她们的副业了。她们着色是一人上一种颜色,先把画师着好颜色的年画做样本,然后在每张上着一种颜色,你涂红我抹绿,各捡一色不用换笔,这种分工办法涂起来非常快速,每个人一天能涂好几百张。杨柳青因为操作都是女工,比较细致工巧,产量不多,自然价钱较高,而且仅仅在平津一带行销。至于武强、潍县画年画的男女都有,着色迅速粗放,甚至行销远及西南云贵广大地区。

苏州年画,又称姑苏版年画。据康熙乙丑正科状元陆肯堂《趋庭随笔》说:“每年重九登高,一直到年尾大市,从仙塘路到虎丘,年画铺栉比鳞次,远地客商,争来抢购,盛极一时。”这一段述说,足证康熙时代姑苏年画的好景是如何了。光绪甲辰正科榜眼朱汝珍在他的《玉堂札记》里说:“太平天国攻陷苏州,纵火半月,虎丘一带遭劫最惨。”阊门外山塘路到虎丘,全被匪兵乱民烧掳一空,原有年画版悉被劈成柴烧。而这些年画,一般人家都认为是应景点缀,年年换新,没人留心保存;文人墨客,又认为粗俚不文,难登大雅,不屑保存,使得年画几近绝迹。到了光绪初年,民间元气渐复,苏州年画才在桃花坞又热闹起来,可是藻绘涂丹,跟乾隆年间凤格迥异了。

年画究竟始于何时,现在虽然已经无法详考,可是当年考古学家福开森氏藏有几张年画,经过多位考古家考证,从纸张跟颜料上看,确定是明世宗嘉靖年代的年画。年画中有一张是《云台二十八将》,图纸角上印有“嘉靖四十一年王二吉制”字样水印,其余几张墨色纸张完全相同。明朝嘉靖年代就有年画可以确定无疑。

高阳齐如山先生生前对于收藏兴趣极浓,他有几张康熙年画,跟法国公使馆参事杜博斯(中国年画收藏家)珍藏的康熙年代几十张年画相互印证,从印工清晰、着色精致上断定是康熙年代产物。

自嘉庆以迄道光,年画大部分是率由旧章原版印镌,都还不离大谱,经过发匪蹂躏掳夺的浩劫,康熙年画已荡然无存。到了同治光绪时代,听说他们幼年都爱听官监们给说《七侠五义》、《小五义》民间故事以及公案、说部,影响所及,于是年画又热闹起来。宫中虽然无处张贴,可是官监们偷偷买进官去托裱装订起来,供小皇上休闲时阅览。所以这时候年画如智化冲霄楼盗盟单,被压在月牙刀下,艾虎借七宝刀削月牙刀救师父,黄天霸拿一枝桃射虎,中镖倒地,布局、衣饰、神情、姿态都出名匠手笔,刻画得传神人理。据说当时有一位年画师傅叫戴连增,因为年画净挣下四五百亩地养老呢!

齐如老有一年在萤桥河边茶座瀹茗,跟我谈到年画,他说:“年画约分七类:一是劝善惩恶的画,二是历史画,三是儿童画,四是风俗画,五是吉利庆祝画,六是俏皮歇后语画,七是戏剧面。这些年画,有些是关乎风俗习惯,影响社会人心的好体裁,可惜我们的新旧学者认为是村农野老的玩意儿,没有加以重视。久而久之,自然归于淘汰,反而是外国人视为中华国粹,想起来真令人可叹。

“当年日本人在南满铁路博物馆收藏有几百张,法国巴黎博物馆收藏更多,并且把它分类,我也搜集了两百多张,可惜都没带到台湾来。”

北平的画棚子,每年一过腊八,席棚就都搭起来了,都在东四、西单、鼓楼前一带。其中西单牌楼一处是同懋增、同懋祥两家南纸店搭的,生意兴旺时,晚上点燃两只打汽灯,照耀胜过白昼。样张画挂五层,要哪一张,立刻有人在画案格子里,一抽即得,有条有理。据说这种方法,是从旧式衙门里案卷房学的。北平名小说家耿小的,他小说里歇后语最多,画棚子从搭起来那天他就要去画棚里溜达溜达,凡是有歇后语的年画,他就买回来,作为他写作的资料,而且运用得当并俏皮。

现在栖迟海陬,想起当年残冬岁尾逛画棚子,灯下看画情形,已经是半甲子以前的事了,现在给儿孙辈讲讲说说已经变成老人说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