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肃反和反胡风运动在我们班级未能引起多少关注，但对于整个学校而言就并非如此了。听说学校被抓走了一位老师（从未教过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姓甚名谁），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教过我们班初一语文的张老师在全校大会上被校领导狠狠地批评了几句，原因是张老师和这个“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线，她正在和他谈恋爱。善良年轻的张老师当场就哭了——这件事是别的同学告诉我的，因为大会刚开不久我照例以上厕所为名开溜了。但是从那时起我们对这位领导就有了不满之感，原本对他还蛮崇拜，他讲话蛮风趣幽默的，校长总让他主持报告会（校长嘴拙），他就是教导主任陈思竹先生，似乎是地下党出身（大概还是党支部委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肃反时的正面人物陈先生在1957年成了反面人物，变成了右派。

我们搞的文艺节目和政治运动沾不上边，高中的哥哥姐姐们就成熟多了。他们在学校公演了一出话剧，内容是某个单位如何抓获一个暗藏在职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之类。他们演得很好，最出彩的当属演反革命分子的这位男生：他在领导前伪装进步、老实听话；他追求一位女机要秘书（为了窃密），表现温柔多情，还唱起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为了拉人下水发展势力，在一个是非不分的人面前鼓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给人的印象就是美蒋特务的精神武器便是胡风的文艺理论。

现在想来，当年我们班的这些老师对政治都不想沾边，他们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是照旧的教育传统教导我们怎样做人：为人要正派、要有同情心、不要有虚荣心贪心等等。我们这所学校前身是教会学校，所以许多老师都是基督教徒，我所知道的就有：教语文的张老师、教物理的吴老师、教地理的苏老师、教历史的张老师、班主任蒋老师等等。从初一到初三，没有一个老师告诫我们要在政治上争取进步或者听党的话。所以，我们这些人到老了良心尚未被狗吃掉，是应该感谢我们的老师的。大概也是由于这一点吧，1956年暑假之后我们这所学校就被合并掉了，不复存在了。

到了初三快毕业时，班级中有3个人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全年级的团员都不多，因此他们成立了年级团分支，我班的方月英当上了团分支副书记。团员们在班级中悄无声息，似乎不起任何作用，主持集体活动的仍是班委和少先队中队委。我怎么会知道有关团分支的信息呢？是朱非凡告诉我的。他和周国华都打算提交入团申请，过去的少先队队歌不是有一句歌词吗：“准备着加入青年团……”

刘燕娥是3个团员中的一个，她长相秀气，人也文静，功课也不错，还常代表班级参加田径比赛。她不像方月英那样有许多“绯闻”。方月英常被传有啥人啥人欢喜伊，最新的新闻是我们的中队辅导员高三学长郑为玉喜欢她。郑辅导员绝对是帅哥，（那时高中生中的共青团员会派往初中任辅导员，协助班主任做学生工作）据我们的中队长陆继中后来证实，郑辅导员确实追过方月英。

谁也没想到：刘燕娥出事了。

起初是刘燕娥不能上体育课了，又恶心又呕吐，后来连上课也不来了，这可是我们初中毕业考试的关键时期。听说她住院了，许多女生到医院去看她，看过她的女生回来说刘燕娥哭着告诉她们自己看来是得了不治之症：癌！于是女生们陪她一道哭。

最后的准确信息传来：刘燕娥是怀孕了！这不但让班主任感到痛心和惋惜，也让那些去看她的女生有受骗上当之感。没过多久刘燕娥就把孩子生了下来。关于刘燕娥的消息版本很多，比较可信的版本是孩子生父是个复员军人，原本是刘燕娥姐姐的男朋友（一说是姐夫），姐姐死了，于是刘母要刘燕娥嫁给这个复员军人以改善刘家的经济，刘家比较穷。

所以大家后来都讲刘母和复员军人不是个东西，刘燕娥还年轻呢，可能还不到18岁呢！

1956年夏天我们都升入了高中和中专，只有刘燕娥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