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至1959年我在上海虹口中学读高中，这3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云诡波谲的3年：文化人受难，文化进一步成为宣传，经济也成了宣传——大跃进。对于我这样的中学生来说，我切切实实感觉到了学校里的政治。

进高中的第一年里我仍然和过去一样，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看“闲书”、玩。但是班级的多数人都在认真学习，班上过半数的同学是从虹口初中升上来的，也许是虹中的学风严谨，也可能受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影响，总之班上的读书空气很浓，这多少对我有点压力。我初中的同学都去了其他学校，在虹口中学我一个熟人都没有，于是我成天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

高一的课程最有特色的是语文。语文课变成两门课：一门是文学、一门是汉语。文学课教材简直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开始，经过《楚辞》、《乐府》、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唐诗宋词元曲直到明清小说，其中按历史顺序还穿插许多经典散文、记叙文和杂文，如选自《左传》和《史记》的文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文章直到清代桐城派。这样的顺序到1958年的语文课才被打乱。汉语课则是讲修辞和语法。这套语文教材据说是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寿命很短，总共只用过两年。

教我们文学课的是聂克雷老师，聂老师戴黑边框眼镜，穿着整洁，人较胖，讲的是扬州官话。他上课相当精彩（当然教材也精彩），有时聂老师读课文不是读而是吟诵，有时不是吟诵而是唱了。第一次觉得用扬州话朗读古诗原来也很好听——他低沉地唱着“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令人感伤；他若有所思地吟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让人深思；他慷慨激昂地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使人振奋。聂老师把大家带到了中国古典文学浩瀚的天地里，今天我多少记得一点唐诗宋词，多亏了聂老师。我一直记得聂老师引用古人对苏柳两位大家创作的比喻：柳永的词须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东坡的词则须关西大汉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

1957年底1958年初吧，聂老师被抓走了。有同学看见聂老师被戴上手铐上了校门外的囚车，他是在学校里被带走的。原因是聂老师成了右派分子，又有“历史问题”。

教我们班制图课的陈老师也被抓了。陈老师比聂老师年轻，有点不修边幅，讲课时的口头禅是“用高斯特标准来要求”（高斯特是什么不作说明）。他对图纸的清洁度要求颇高，我交上的图纸总有墨迹，所以永远只能得3分（及格）。就是这样一位认真严格的陈老师也遭遇了和聂老师一样的命运，也是打成了右派。

高一的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师戴洁老师和高二物理课的吴达老师也被划为右派，他们比较“幸运”，没有被抓，而是留在了学校里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当然，书是不能教了。戴老师是女老师，上课条理清楚，经常要学生填图：一会消化系统啰，一会呼吸系统啰，后来班上有几个同学去考医学院，可能受戴老师影响。吴达老师是位青年教师，那时不过20多岁吧，课也上得不错，不知何故他也成了右派。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以往的政治运动有点不同，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鸣放”，就是号召大家向党组织提意见、提建议，“帮助党整风”，称之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的人本不想讲什么的被横动员竖鼓励讲了一些，当然不乏年轻胆大如吴达老师主动“交心”的人；第二个阶段就是“反右”了，当初号召大家提意见的领导变脸了，什么“言者无罪”的话似乎从未讲过（仿佛患上了集体健忘症），于是一个一个的“右派分子”被揪了出来，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我知道的就有4位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因为他们是上过我们班课的，全校教职人员被划为右派的肯定远不止4人。有一点是肯定的：反右之后的学校完全做到了“政治挂帅”，对党对领导只有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不知道聂老师陈老师后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