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之后，随着党支部成了学校的最高领导（过去不太明显），班级中团支部开始显山露水了。以前大家只知道曹正白是我们的班长，他学习拔尖、为人随和，是从虹口初中直升上来的，在同学中颇有人缘。然而他不是共青团员，他和他的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有同学告诉我曹正白饭前必定祷告：感谢上帝或者主耶稣。显然，在团组织眼中，曹正白继续当班长就不太适合了。于是在高二第二学期班级进行了改选，引出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在开班会之前，袁锡范告诉我们几个非团员（他也不是团员）：团支部要把曹正白换下来，让郭景德顶上去——阿德（郭景德）是团员。我们几个（吴乾龙、严庆宏等）对阿德并无成见（我和阿德因为家靠得近关系还熟得多），只是觉得团支部以是否团员作为当班干部的唯一标准不太公平。看来感到不平不光是我们几个人，班会开始后有团员提名阿德为班长候选人，立刻就有同学提名曹正白继续当班长。大家举手表决，所有团员都选阿德（大概事先开过会），但是曹正白当选，原因是班上团员毕竟少数。接下来的经过很有戏剧性，凡团支部提名一个团员任班委，必有同学提名一个非团员唱对台戏。比如团支部提郭元鳌作为文体委员候选人，则有人提张世刚，表决结果又是非团员的张世刚选上了。最后团支部又提名阿德为班委候选人，似乎是副班长还是学习委员我有点记不清了，袁锡范和王乃庆他们嘀咕了两句，回过头来轻轻地对我说：“算了，阿拉大家选阿德吧”，结果团员非团员都举了手，阿德当选，不过不是班长，班长仍然是曹正白。

平心而论，班上的团员同学绝大多数是在初中入的团，那时都是些学习努力、不调皮捣蛋的好学生才能入团的，确实没有什么人靠吹牛皮打小报告加入团组织，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是完全真实的（1958年之前基本如此）。你想，他们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仍然稚气未脱，所以他们对我这类“觉悟”晚、不求上进同学的帮助是真心的，很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助人为乐胸怀。

高一学年结束时我有4门课不及格：几何、物理、化学和体育，前3门课中只要有两门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级了。这就是不用功整天看“闲书”的后果。我没有把要补考的坏消息告诉父母，免得挨骂。不料暑假一开始，钟经贤（团干部、校学生会委员）来我家把补考的事告诉了我父亲，还说要我父亲关心我的功课，俨然一副代理班主任老师的面孔（高中三年班主任从未家访过），弄得我好不尴尬。父亲后来一直夸钟经贤是好孩子。幸好开学前我补考都及格了，没有留级。从那之后“识相”不少，除体育课外没有再补考过。

接下来关心我的同学是住在我家附近的梁乃端，当然也是团员。阿端会约我在一起做作业，大概我不做作业他们都知道，我到永安里阿端家里去过几次。他那时还担任初中少先队的中队辅导员，挺忙的，所以帮助我进步的接力棒最后落到了阿德手上。阿德也住在永安里，我们常常在早上一起去学校，途中阿德会讲一些道理，如应该有远大理想，要靠拢团组织，等等。

此时中央已经明确指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我们中学生而言，党组织似乎很遥远，同学中没有党员，班主任也不是党员。我们班主任姜庆宜老师说话小心谨慎（可以理解——经过反右了），我记得在一次吸收新团员的团支部大会上，在经过各种程序和许多团员发言之后，姜老师发表感想，说列席团支部大会他深受教育，还大大地表扬了班级的团支部一番。由此可见班级团组织并非只是一个好学生群体（初中时代），今天已经是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核心力量、是“组织”在班级的代表了。这次团支部大会邀请所有非团员列席，等于一次班会。

到了高三，班委作了调整：阿德当班长，曹正白当学习委员。调整结果只是在班会上告诉了大家一下，无人公开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