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的农村在浦东川沙，所以要坐轮渡过江，再坐小火车。那个火车站至今还记得，叫“庆宁寺”。在车上大家唱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仿佛我们去打仗似的。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一辈人的苏俄情结实在太深。

那时的浦东农村是原生态的江南水乡：到处是小河池塘，到处是田埂泥路；村落民居旁必有树丛和小竹林，青砖黑瓦的平房是民居主体，也有不少草房。女生和方老师住房东家的瓦房，男生挤在两所大草房内，草房大概原本是仓库或者柴间。早晨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望着四周绿油油的田野，远处是晨雾，近处是大粪坑，呼吸着清新夹有一丝臭味的空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下乡的最初感觉。由于我年龄和个子都小，被分配的农活都是轻活：摘收棉花、拣棉花之类。当时农活的主要工具是锄头、铁搭和镰刀，没有什么先进设备；也没有化肥，全靠人畜粪便、河底淤泥和草木灰当肥料。总之，离农业机械化还十分遥远，竟然宣称快进入共产主义了。而之前的政治课一直讲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无比先进，苏维埃加电气化（列宁语）。

我记得只要鸡一叫，方老师就过来把男生们喊起，由于蚊子大家睡不好，清晨的鸡鸣也听不见。饭是在刚办不久的大队食堂吃的，到食堂得走一段路。对于下乡学生并没有“吃饭不要钱”，但收费不多。菜是茄子毛豆之类的蔬菜，饭是大灶烧出来的，特别香。严庆宏和几个同学你一句我一句编了有关食堂的打油诗：“人民公社真正好！两分毛豆吃得饱。”真的，一大碗水煮毛豆才2分人民币，食堂不错呀。不料有同学汇报上去，严庆宏受到方老师严厉批评。说他讲怪话，讽刺伟大的人民公社！我在小组会上也受到指责：规定下乡不许带零食，我却带了一点饼干。可巧我吃饼干时被一同学看见，他还向我讨了块饼干解解馋。没想到这位同学在小组会上把这件事抖了出来，对我进行了批评。诸如此类的事其他同学也有，所以会上团委副书记余志森作了总结：共产主义马上要来临了，然而许多人的思想离共产主义还很远，所以大家要赶快把思想跟上去。

此时农业大跃进正在全国各地展开，报纸上天天报道各地的“高产卫星”：这里粮食亩产8000斤，那里粮食亩产1．2万斤。后来产量打起了擂台，你1．2万是吧我1．4万！端的是热闹非凡。又有红色专家发文证明亩产万斤甚至10万斤都是有科学根据的。现在想来我们下乡的公社领导肯定压力极大，因为放不出“卫星”。整个川沙乃至全上海郊县都是亩产“偏低”。因此公社要大鼓干劲了，要从我们所在生产队抽调劳动力去什么地方“深翻”，弄高产田。当时有专家声称，高产的法宝一是深耕二是密植。深耕我们这里叫深翻，就是掘地三尺，把深处的土翻上来。队里男社员都得去，班上身子结实的男同学也去了。深翻大队离我们住处很远，他们就暂时住到别的大队，草屋内空了不少。也许有人会奇怪：农民怎么不种自己住处附近自己生产队的地而是忙别家生产队的地呢？别忘了“一大二公”！在人民公社运动头几年，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都归公社所有，生产和分配都是公社管的，公社很大，相当于过去一个乡。

我没有去深翻，继续干点轻活。还被派去“扫文盲”：去过一位社员阿姨的家教她识字，这是我下乡唯一觉得有意义的事。

有一件小事至今不忘，我到食堂打饭，总是大声嚷：

“来碗茄子！”

打饭的爷叔一次发话了：

“落苏末落苏，啥个‘格阿子’，闲话阿讲勿来。”

上海本地人是把茄子叫落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