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从少年到青年 从民国过来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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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师都是在民国受的教育,即使青年教师如班主任方老师,1950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基本上也是在民国年代完成了受教育的过程。正如陈丹青所言:民国过来的人自有民国的“范儿”。尽管经过思想改造、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斗争、教育革命等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老师们变得小心谨慎,噤若寒蝉,但在课堂内外,不经意间他们仍会显出民国的风范。绝大多数虹中老师是认真教书的好教师,是凭良心办事的老一代知识分子。

高三语文是莫仲介老师教的。大跃进对语文的冲击最大。语文课原来的教材不能用了,要“厚今薄古”、“政治挂帅”。所以报纸上社论、毛泽东诗词、新近发表的革命文艺作品都会拿来作为补充教材;课本中只选鲁迅作品等“进步文章”,许多课文都不讲了。这当然是上面定的,看得出莫老师的无奈。记得莫老师讲解《送瘟神》时不知怎么提到郭沫若对毛泽东这首诗的颂文。他用调侃的口吻说郭老称赞“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是毛主席精通天文学:“坐地”是地球自转,“巡天”是公转,郭老的解说大概毛主席不会领情;又说郭老论证《红楼梦》中凤姐宝玉中邪是患斑疹伤寒有点无聊;课文中鲁迅的《药》莫老师讲得很仔细,他提到关于文章最后的乌鸦叫了一声飞走这个细节许多文学评论家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测,都属牵强附会,没有任何意义。我总感到莫老师有些欲言又止的味道,道理讲了一半,还有一半让学生自己去领会了。

莫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我们以为他是学理工科的——清华不就是全国最出名的工科大学吗?面对学生的无知莫老师只是淡淡地一笑,他告诉我们他在清华学的是文科:“过去清华的文科不比北大差!”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莫老师是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这些大师们的高足,当年他从来不提他的老师,再说即使提了,我们中学生也不知道那是何方神圣——谁知道陈寅恪是谁?

对于布置下来的教改任务莫老师自有办法:安排大家多写作文。如学校开运动会,全班同学写新闻报道;平时也写有感而发的文章,也不命题,写电影评论亦可。好的作文自然由老师点评,戴行钺同学的文章常常得到莫老师的青睐,还推荐到学校办的一个不定期刊物“虹中文艺”发表,不过稿费是没有的。

有一次上课莫老师点名要我读一篇鲁迅的杂文,我读错了几个字。莫老师发话:“听人讲你看过几百本书。书读得多是好事,但是要注意基本功!不识的字要多查字典!”原来不知是谁在莫老师面前多话,引起了他的注意。然而莫老师的寥寥数语真是语重心长,让我记一辈子。

毕业时语文考试有一篇作文,我不知道我能得多少分。可巧星期天在四川路上遇见了莫老师。戴金丝边眼镜的莫老师永远衣着山青水绿、风度翩翩的,那天穿的是纺绸衬衫,脚下是镂空香槟皮鞋,手里一把折扇,50岁的人看起来只有40左右。我问莫老师我作文考几分,他立即用浙江口音告诉我(莫老师是浙江平湖人,家里有一大庄园。“文革”中出身大地主家庭的莫老师没少吃苦头):

“你文章写得不错,有进步。我给你80几分……87分吧。”

我很高兴。我知道莫老师打作文分几乎没有90分以上的。

莫老师已经故世多年,有时我想:他会给我写的博文打多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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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昭六老师上数学课饱含激情:讲课可以讲到声嘶力竭,板书又快又重,一堂课下来黄老师总是大汗淋漓——哪怕是在冬天。因此大家听他的三角课思想高度集中,包括我这个不喜欢数学课的人,好像不专心太对不起如此尽职的数学老师。课后没有人会去问黄老师什么问题,都知道他太累了。

为了执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鲍婉仪老师临时编了一套从铁矿石到钢的全部化学反应的补充教材,那年化学课考试就考这个内容,大家都考得不错。这件事得到了校领导的肯定:说明大炼钢铁对教学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停了那么多天的课。化学课的与时俱进肯定给物理老师郁青田带来了压力,所以郁老师增加了一些实践环节,如怎样用万用表测量之类,但课还是按部就班上。郁老师给学生的感觉是位好好先生,不会弄虚的。

历史老师郭君素有点另类。他上的历史课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和结论都是铁板钉死不许越雷池半步的。郭老师当然只能照本宣科决计不唱反调,但是他会多讲一些史实,让人细细品味出些许弦外之音。比如讲太平天国,郭老师根据书上的思路先赞扬这是伟大的农民起义、是人民武装斗争,等等,但他会讲不少太平天国领袖腐化堕落、争权夺利的史实,而这恰恰是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内容。又比如讲到义和团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郭老师根据教科书加以肯定),然而他讲了许多义和团装神弄鬼、滥杀无辜的资料(书上没有)。课后同学们模仿郭老师的苏北话:

咔嚓一声,

洋头落地!(外国人被砍头)

不清楚郭老师为什么在历史课上大讲形式逻辑?他讲了逻辑学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他说写论文、编历史一定要符合逻辑。当时我真是莫名其妙,大家都莫名其妙。现在我明白了郭老师的用意,他认为当时的历史课本根本不符合逻辑,但他不能明说。

在提及战争的破坏时,郭老师加了一条对文物古迹的破坏。他忽然变得很激动,说文物破坏了就不可能复原了!消失了就永远消失了!见到我们茫然的表情,郭老师拿出一支钢笔,大声地说:好比这支自己用了多年的钢笔,丢失了,再买一支笔,但无论如何就不是原来的笔了。我们还是不懂他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就不提这个话题。我当时觉得他是借题发挥有所指的,所指是什么并不知道。多年后我才明白郭老师的心境:他一定知道1950年代许多文物古迹被破坏的事实,他很痛心,又不能讲。

郭老师的弦外之音自然学生干部也听得出。在一次老师参加的讨论教学改革的班会上,一个校学生干部当着郭老师的面提出尖锐的批评,质问郭老师在课堂上大谈文物破坏和逻辑是何用心?不料郭老师听了却哈哈大笑,也不作辩白,反而在会后称赞学生干部逻辑学得不错(同学讲了同一律、排中律的内容)。这个同学颇为尴尬。然而自那以后郭老师讲课“收敛”了不少,说话不如以前那样精彩了。

大家都知道郭老师学识渊博,要是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他能把历史课上得精彩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