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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家梁在大炼钢铁运动结束时受到了“帮助”。原因是在值班看守炼钢炉时打瞌睡，导致炉子差点熄火，算是一次责任事故。我当时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值夜班必须两个人，我也值过夜班，半夜里如果一个人看炉子很容易睡着。既然巫家梁打瞌睡，另一个同学呢？他在哪儿？

所谓帮助就是接受大家批判。先是巫家梁作自我批评；然后由一个校级学生干部作长篇发言，他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缺乏责任心，而是反映了巫家梁对党的大炼钢铁运动的根本态度，再联系到巫家梁思想上的一贯表现，如在大辩论中总是坚持错误观点、和团组织离心离德等等，最后希望他猛醒，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大家轮流发言批评巫家梁，包括以前和他亲近的同学。有的同学还提到了巫家梁应该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挖思想根源，这时我才知道巫家梁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属于“杀、关、押”被专了政的对象）。

小组会10个人左右全都发了言，就剩下我了。有人看着我——我要不要发言？我不发言岂不成了巫家梁的支持者了？所以我也开了口：“在工厂里如果出了生产事故是要吃官司的，唔、是要吃官司的——唔——”想不出什么话来只能结束。别人的批评巫家梁都记在本子上，唯有我发言他不记，可能我的话太没有水平。

明明是件小事，一个17岁的中学生经不住连日的疲劳在深夜打瞌睡，却被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明明知道情有可原，但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帮助”他，无人替他声辩；明明我也可以不开口，但我还是怕殃及自己发了言——这一切都表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教育方针已经获得巨大成功，我们的人性正在扭曲，我们的人性正在异化。

方老师人不坏，从区委到我们学校任党支部副书记的一个原因是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右派。然而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一个班主任，她执行党的方针不能不尽职。“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可分为左中右”，所以在方老师眼里巫家梁是学生中“右”的代表：大辩论是反方主将、和团组织对立、家庭出身不好。偏偏巫家梁又不识时务，老是泡在阅览室里埋头读马克思列宁著作甚至黑格尔的巨著（连老师都不看的），又不和团支部、方老师多沟通（即汇报思想）。他肯定被方老师看作是思想复杂心怀异志的另类。

巫家梁毕竟天真，临毕业时他告诉我他打算考北大，把一个冷门的图书馆系作为第一志愿。我也天真，我相信他一定考得上。想不到高考结束巫家梁什么本科大专都未被录取，甚至上海各工厂录用一大批高考落榜生也轮不到他，所以他只得在1959年冬天报名去了新疆，成了上海最早进疆的知识青年。

50多年了，一直没有巫家梁同学的音信，不知道他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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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回来时，严庆宏告诉我和吴乾龙，尽管他为了“毛豆诗”受到严厉批评，但他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不仅仍然不变，反而更加坚定了：“公社没什么优越性！”

吴乾龙外号“秀才”，为人老成持重，年龄比我和严庆宏大2岁。他立即关照严庆宏“迪种闲话外头勿要瞎讲”，并吩咐我千万不要传出去，包括那些和我亲近的同学。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真话是不能随便讲的，听真话的人是有义务“保密”的。既然真话不能“瞎讲”，假话必定大行其道。

严庆宏数学特好，刚领到的代数、立体几何教材，他没过一星期全翻过了，书上的习题也做过一半了。我和他都是横浜桥虹口区图书馆的常客，不过我俩借阅的书类别不同。正当我读《红楼梦》读得心痴神迷之时，严庆宏看数学参考书也看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抬起头来，瞧见严庆宏捧着书在发笑。难道他今天借了什么幽默故事如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我走到他身旁将他的读物一翻——《数学通报》！《数学通报》对中学生而言是一份很深的数学杂志，里头甚至有中学生没学过的高等数学内容，严庆宏竟然会看得如此开心。

严庆宏毫无疑问是个数学奇才。他和王乃庆有点不一样。王乃庆是全方位的天才少年：各门功课都好，动手能力强（是学校航模组成员，他们的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市里得过奖），体育也不错（取得了体操少年级运动员资格），有艺术才能（懂交响乐、歌唱得好，据说后来当过清华大学合唱团指挥），人也活泼开朗，所以同学们都喜欢他。虽然王乃庆在大辩论中发表“错误观点”，是反方主将，方老师和团支部把他和巫家梁区别对待，没把他怎么样。再说聪敏绝顶的王乃庆后来也很乖巧，再也不会和方老师、团组织唱对台戏。而胖胖的长着一双“水泡眼”的严庆宏心高气傲，就不像王乃庆那样有人缘，更得不到方老师赏识。他自己浑然不觉，依旧在数学天地里神游。

1950—1960年代流行一句口号“又红又专”。“红”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听话要听到迷信的程度、跟着走要跟到盲从的地步；“专”就是业务好。“只红不专”固然不好，“只专不红”更危险。因为“只专不红”是大方向错了，是“白专”，最后会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1959年初大家都要写思想小结，然后在小组会上读一遍再听听同学们的意见（自那之后，这在大学里和工作岗位上成为惯例）。严庆宏在小组会上受到了众多批评，我想这一定是方老师和团组织安排的。严庆宏的“过错”就是“走白专道路”。有人分析了“白专”的种种危害，有人“翻老账”、把严庆宏过去的“错误观点”又提出来批判一通，也有人希望严庆宏和团组织多接近、要政治上树立正确方向云云。严庆宏低头不语，也不表态感谢大家帮助。

我和严庆宏不在同一小组，小组会的情况是秀才告诉我的。会上只有秀才没有发言，反正不论大会小会秀才从不发言，大家都习惯了。

自那以后，严庆宏变得很消沉。图书馆见不到他了，人变得少言寡语，奇怪的是和我、秀才也疏远了。要知道我们可是他仅有的朋友们呀！再说我们都信守诺言，没把他的真话抖出来，没有伤害他。只有他的学习成绩依旧优秀，数学依旧第一。

毕业体检，严庆宏被查出有肺结核，这样一来他就不能考大学了。他后来在中学当数学代课教师，若干年后成为正式数学教师，听说他是位不错的数学教师。不过我们总是为他惋惜，他应该成为一位出色的数学家。1980年代末老同学聚会和他相遇，我很想问他：1970年代末有中学教师直接去考研究生的，他为何不去？我相信他一定考得上的。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此时严庆宏同学已经到了看透一切名利的境界，再提此类话题实属多余。

那次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不料没过多久严庆宏同学就因脑溢血去世了，享年才50岁吧。另一位天才同学王乃庆在几年前因车祸也去世了，也未到60岁。

有句在葬礼上见到过的挽联用词“天嫉英才”，有点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