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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食堂是军事化管理：8个人一桌，一大盆菜放在桌上，饭原先是自己去拿，一碗一碗蒸好的米饭热气腾腾地在笼格内随便拿。这不是共产主义吗？可惜好景不长，过了1959年国庆以后，饭实行定量供应：每人一个搪瓷大碗，由班级的生活委员去领来，碗里的饭仍然是蒸熟的米饭。至于学校为什么不像其他学校那样实行饭菜票制，我猜可能是我校的管理人员、食堂职工都是来自一所军事学校——第三步兵学校的缘故。

早饭永远是粥加咸菜。从1959年到1960年，粥越来越稀，大家越喝越多，以至于上午第一堂课下课时，千军万马夺门而出，直奔厕所，甚至有些男同学就找了什么角落施肥了——厕所已经挤不进了。

有两个学生干部把一桶粥抬到方书记那里，请领导看看：我们同学吃这种能照镜子的稀饭，能好好学习吗？方书记的脸色很难看，但他却说：小冯我看你反而胖了嘛。

粥的问题最后这样解决：也实行定量供应，粥每个班级一大桶，每人一大瓢。这就要求盛粥的容器必须能装得下这一大瓢！所以每到早餐时间，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涌入饭厅，每人手里都拿着脸盆大小的家伙，连女生带的容器也有这般大。

后来有的青年人问我：怎么食堂早上不供应馒头之类的东西？我真的无言以对。我们当时吃饭是二干一稀，只有中午、晚上才有可能见到馒头。

这一大盆菜由每天的值日生分成8份分食，挺卫生的，除了过节有荤菜分起来责任比较重大——7双眼睛都盯着呢，平时反正是没什么油水的蔬菜，多点少点无所谓，彼此还很谦让。

从1960年到1961年，红薯（上海人叫山芋）渐渐成为饭桌上的主角，玉米粉加山芋粉做成的糕是上品；山芋粉馒头如同煤球，还算可以；最糟的是山芋干蒸得半生不熟，还带着霉味当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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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定量以后，有一个时期不再加水了，可没让大家开心多久，粥又变稀了。这回再也没有人去向领导反映。一直到1962年，粥渐渐地又稠了起来。尽管报纸上永远形势大好，而我等喝粥的学生却是从粥桶里的厚薄来认识形势的。

学校的食堂开会时就是大礼堂，既能让几千人开会，也能容纳几千人同时用餐。不知为什么，食堂里只有桌子，大家全站着吃饭。似乎当年全国高校学生食堂都是这种模式。

有一回我们和往常一样到大食堂用餐，发现在靠舞台一侧的10来张桌子旁居然放上了坐椅，还立了指示牌：省三级干部大会就餐处。桌子上一盆一盆的鱼、肉、炒鸡蛋、豆腐之类早已在我们餐桌上失踪多日的美味赫然在目。过了一会，一些中年人陆续进来，有的穿中山装、有的披中山装、还有的人穿没有领章的军服，不多时，风卷残云，吃得一点不剩，抹着油嘴离开。

我们从报上知道省里在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为了继续鼓干劲、反右倾、誓夺今年农业大丰收。可怎么到学校来给这些干部开饭？弄得大家心理怪不平衡的。消息灵通的老曹告诉我们：干部太多！宾馆招待所人满为患，那些级别高的譬如地委一级的肯定在宾馆吃饭，县委书记一档的在招待所，而那么多公社书记之类的只能安排到各所学校去了。学校还有人出面解释：干部吃的食品是省里专门调拨下来的，不会揩学生的油。

听说来吃饭的都是公社干部，同学们投过去的目光就像匕首似的，农村不就是给这些家伙搞得一团糟吗？我们现在喝稀粥不就是拜他们所赐吗？王能静对我说：他恨不得给这些披着羊皮的狼一记耳光。

大概是仇恨的气氛让这些干部也感觉到了，最后两天他们用餐的时间与学生错开了，等我们离开食堂才摆菜用餐，大家眼不见也就心不烦了。

干部大会结束时，我们小小的沾了光：中午的菜是油炒豆腐渣，估计是磨了大量豆腐之后，豆腐渣就留给我们学生了。

那个年头，有豆腐渣吃是相当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