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艰难的日子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早餐的粥越来越稀，以至于能在2分钟内喝完——不需要嚼，只是由于咸菜还得咬，才使早餐还需要一点时间。在上完第二节课以后，大家就盼望午餐那顿干饭。也有同学宣称：刚刚吃罢稀粥、肚子还发胀的时候就怀念午饭了。老师也是这样，上到第四节课上不动了，11点钟无论如何要下课了。在实验室上课做实验更自由，10点半不到就回宿舍准备上食堂。确实有不少如颜回一般坚毅的同学认真听课记笔记——真是贤人啊！而吾辈庸碌之徒老想着吃。

平心而论，我不用功倒不能怪饥饿。从小学到大学我都不是一个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上课基本不听，作业大都不做，喜欢读闲书，在自己的想象中打发日子。现在倒找到了一个理由：因为饥饿，所以不好好学习是理所当然的。也正是饥饿，1960年暑假之前和1961年寒假之前都没有举行真正意义上的考试，到了1961年暑假之前算总账了，好些人补考甚至留级，1962年又有人被淘汰。说来惭愧，这些同学比我用功。

那时食堂加强了保卫，也经常抓到一些“偷饭”吃的学生。所谓偷饭就是有的同学没到开饭时间去把自己的饭吃了——实在饿得撑不住。小题大做的食堂保卫人员会把这些倒霉同学“押送”到班级，还要求班级批斗他们。我们班有一位品学兼优的马传喜同学就是这样被送到班上，老曹没法子，只能开班会让马传喜作检查。结果，大家都同情马传喜，都骂食堂保卫饱汉不知饿汉饥。傻子也知道，那个年头吃得饱的人就是食堂工作人员。

我们寝室的大李，大哥是省军区的干部。他经常下午去省军区大哥那里“改善伙食”，走的时候总是豪气十足地说：“你们把我的一份饭分了吧！”

有哥哥在军区真好。

2

有同学告诉我们：朱文熙敢吃皮虫。皮虫是树上毛毛虫的蛹还是毛毛虫的幼虫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吊在树上干树叶裹着的。你想想：朱文熙1米80的高个，肯定比小个子更需要能量，皮虫肯定含丰富的蛋白质，大家表示很理解。可能还有人效仿，以至于第二年春天没有发生过讨厌的毛毛虫落到人身上的事。

到卫生科去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结核之外，几乎人人都得了浮肿病——一种当时特有的营养缺乏引起的病：脸肿、脚肿、全身肿。有人危言耸听：如果全身浮肿了，那就意味着快了，快要和那些长眠在江淮大地的农民兄弟做伴去了。

我到卫生科去看病，正巧碰上在罗集给我药片的医生，他按一按我的腿：“浮肿病！”立即给我两个盛有黄色液体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剂。我早知道这个治浮肿的“特效药”小球藻，我们班级、我们寝室都有人服过，医生还开给我3天病假单——到底是熟人。但我还是赖着不走：“医生，我听说有一种专治浮肿的药叫‘八珍散’，能不能开给我？”

“你这个小同学消息倒蛮灵通的。我告诉你，‘八珍散’一般人是不开的。好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八珍散”的事是一个患病同学告诉我的。据说“八珍散”内有山药、胡桃、茯苓、芝麻8种成分，全是营养品。不肯开，没有法子，我也只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队。

这一个时期，有大批同学退学、休学，像朱文熙就休学回家了。五八级、五九级有许多上海同学退学了，他们回上海后的路走的也很艰难：先是报户口要漫长地等待，在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是没有粮、油什么的，全得靠自家亲人嘴里省下来！此外工作也只能干临时工，什么劳保医疗福利全无。

本地同学尤其农村同学休学退学的人很少——回家去饿死吗？但也有例外。

3

开学以后许多天，一个农村同学才在学校露面——大家都以为他退学了。他是凤阳人，同学们平时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凤阳”。

“凤阳”在宿舍里兴高采烈地讲他的传奇：他假期回乡后第二天，就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去逃荒，一直逃到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在那里只要肯干活就让你吃饱！”“凤阳”还大讲特讲逃荒的惊险故事：如何上火车、如何弄到吃食。原来凤阳从明朝以来就有逃荒要饭的传统，那里的干部、武装民兵不像别的地方不许农民外出。而凤阳人犹如吉卜赛人，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强。想想“凤阳”和他的老乡，一无粮票二无钞票，居然大队人马开到了千里之外的新疆。

打那以后，“凤阳”就不安心过学生生活了，逃荒的经历唤醒了他身上祖传的野性，没过多久他又不见了。我们猜十有八九他去新疆了。他说过：“新疆的瓜啊，你们这一辈子都没吃过，太好吃了。”

直到我毕业，“凤阳”没回学校来过。

按理说，老蔡应该管管“凤阳”的事。自从老韩不当学生调到校报当主编之后（老韩原来是蚌埠市文联的干部、来学物理真是莫名其妙），老蔡作为学生党支部委员是年级“最高学生领导”，应该帮助“凤阳”树立革命理想，安心学习。老蔡对“凤阳”的动态应该一清二楚——自会有人向他报告，例如老徐这样经常打小报告、经常“靠拢组织”的人，老徐后来被老蔡大力帮助入了党。

蔡委员（老蔡很爱听别人这么叫他）此时不像以前那样爱训人了，毕竟他也在挨饿。1961年上半年他因身体不好休学，1962年回学校后就到比我们低一年的六零级去了。我怀疑这位家庭出身“三代贫农”的同学没有到农村去养病，因为他回校以后穿上了军用皮鞋，披上了军棉大衣。他用钱也阔绰起来，我有一回到学校小卖部去，碰上老蔡在买高级糖——那是相当昂贵的、论颗论粒卖的糖！

“小国庆，来一颗。”老蔡大方地塞到我嘴里。

我把糖吃了——瞧我那点出息！

4

学校为了让学生“提高思想觉悟”，安排了一次报告会，由一位经历过延安艰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来讲讲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效果却适得其反。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原来在中央党校，后来被贬到本省当一个理论刊物主编，最后又被贬到我们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教授。李凡夫是7级干部，就是在冠盖云集的北京，他也属于高官的范畴。

李教授讲了自己如何到延安汇报工作、如何留在抗大当教员、反扫荡以后延安如何艰苦、中央如何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等等。当讲到延安的供给标准时，台下开始躁动起来。原来李教授说再怎么困难，一人一天1斤4两小米、2斤菜，一个月4两油、半斤肉总是有保证的，更不用说大生产运动之后的丰衣足食了。

我们当时的伙食标准比艰苦奋斗的延安低多了，一个月只有一两油，没有肉。报告会就在大家的纷纷议论中结束。

看来李凡夫是个老实人，所以官越当越小。

学校也搞大生产运动了，所有空地都开荒种菜、种南瓜、种大豆、种胡萝卜。好在学校的空地很多，把地分给各个班级，也分给各个教工家庭，学校内到处可见锄头、铁锹，还有，粪桶。

不是有一句话吗：“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全校几千人的屎尿，就是我校大农庄的天然肥源，可不能让它们被什么抽水马桶给浪费了。于是造了公共厕所，一律蹲位。积肥的同学总是不断地去淘粪，你如果上厕所方便比较慢，一回头会看见等着淘你粪的同学不耐烦的眼神。

我们班的姚明孝同学另辟蹊径，每天早上天没亮就挑着空粪桶去厕所淘粪。两个月下来，积肥成绩卓著，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5

学校流传开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要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了！

先是《人民日报》社论，内容是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及在城市推广的可能性；接着是10个大城市市长的联名文章，说是要进行城市公社的试点，上海的曹荻秋和北京的万里都署了名。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既然人民公社能让农村走向共产主义，当然也应该让城市也走向共产主义。

合肥市算不上大城市，但安徽省委一贯紧跟毛主席，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在合肥试点。听说我们学校要和附近的一个种蔬菜的郊区人民公社和两个工厂合并成立一个城市人民公社。

学校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由党委副书记龚书记做报告，内容无非是成立公社的伟大意义之类。龚书记是浙江人，说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为人比较温和。他讲话快结束时，有人递了条子上去（若是方书记做报告绝对不敢），条子上问的是“家里有缝纫机怎么办？会不会充公？”

龚书记沉吟了一会回答：缝纫机是生产资料，私人不应该有生产资料，应该归公社所有。

龚书记的话估计让那些有缝纫机的家庭大起恐慌，也让那些没有买缝纫机的教工暗自庆幸。台下顿时议论开了。

一个宣传部的汉子（他的嗓门大，专门喊口号）领着大家喊口号：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早来到！人民公社一枝花！花开千朵香万家！

大会结束之后，陈登华（“小姐”）和我私下里讨论了一阵子。“小姐”认为肯定是某人觉得光让农村死人太便宜城里人了，为了公平起见也在城市搞公社，“让城里人也饿死一些”。

不知为什么，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后来不提了，报纸上也没有让10个市长声明暂时不搞试点，龚书记也没有开大会讲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似乎要搞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6

有段时间，一连几天莴苣叶子当菜吃。给我们吃的莴苣叶子只是在水里煮一下、放点盐，据说还浇了一点油花，但总是吃不到莴苣（上海人叫“香乌笋”）。大食堂的人说莴苣给教工食堂了，我们只能吃叶子。类似莴苣的事还有很多，搞得我们学生对教工食堂很有意见。

学校又停课搞教育革命了（1958年大搞过一次）。对我们学生而言，所谓教育革命就是给老师贴大字报、批判老师。上过我们课的老师，不管老的、年轻的，几乎无一能免。有位英语老师上专业英语，英语中的“惯性”和“惰性”大概是同一个词（inertia），老师发挥了一通：物体有惯性，人和物体一样有惰性，自己一旦坐好了，就不想动，这是惰性的表现。结果同学给他贴大字报说他宣扬剥削阶级好逸恶劳思想——认为懒惰是人的天性。

上普通物理力学的是一位青年教师，第一次开大课自然经验不足，同学对他意见很大。他辩解普通物理力学不需要老教授来上课，“杀鸡焉用牛刀”，用切菜刀即可。被称为“切菜刀”的这位老师当然也收到不少尖锐的大字报。其实是一直教普通物理力学的老先生变右派了，不让上课。

当时张宏绪先生上电学。张先生是从北师大调过来的，一口京片子。应该说张先生的课上得相当好，但同学还是不放过他，说张先生上的内容太古老了，应该改革，上一些现代科学的内容……

总之，学生是“横不好、竖不好”。我认为和莴苣叶子很有关系，谁让你们把莴苣都给吃了，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叶子。

当然吃莴苣的还有干部，但不会贴他们的大字报，风险太大。

事实上从1950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每次运动教师都是运动对象，教师成了学校中的“弱势群体”。

也有例外，也有没被贴大字报的老师，那就是教我们线性代数的叶元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