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校长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由于曾希圣是挂名校长，张校长是学校实际上的第一号人物。他身材高大，戴眼镜，走路高昂着头，目不斜视，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其实张校长是很低调的。方书记调走之前（方书记1961年春调到农学院当院长兼党委书记），所有的大小会议都是方书记主持；方书记走后，学校的大会由孙校长或者党委副书记龚书记出面。张校长很少坐在主席台上，除非有什么上级领导非得他陪同。他是能不出头尽量不出头。我猜张校长一定学过老庄哲学，他对学校采取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自己绝不弄什么花样经。

张校长自到延安以后就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来学校当校长之前是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常务副局长（局长是某大人物兼的）。他是一个京官，到安徽省来人生地不熟，什么事都由省委说了算。安徽省委对他也不敢小视（张校长认识中央所有大人物），一来就给了他省委委员的头衔，于是大家相安无事。方书记一直在本省工作，曾希圣和省委许多领导都是他多年的老上级，人又是那样强势，但对张校长却不敢怠慢。有一次，他在大会上大讲第一书记挂帅工作才搞得好的道理，就高声地说：“我们学校的第一书记就是行言同志嘛！正是行言同志挂了帅，事情才做得好嘛！”张校长叫张行言。

邓小平、彭真曾来我们学校视察，当然是省委领导陪同一起来的。邓小平一见到恭候的张校长等学校头头，就笑着对张校长说：“行言同志，你在这里当校长啊？”

张校长给我们做过一次报告。他是紧靠山西的河北人，说得很像是山西话，讲得非常诚恳，而且越说越激动，本来坐着，后来站起来把皮上衣脱了，态度很令人感动。他老是说“同志们哪——同志们哪——”但是我们听不大明白张校长到底要说什么。

据说张校长找下属谈话，非常和气，极其诚恳，从来不训斥人，人人都说张校长是好人。孙校长则不然，他经常发脾气训干部。

巫宁坤先生在《一滴泪》一书中，曾说到“文革”中张校长曾经想方设法要把巫先生从农村调到安徽大学，不让巫先生这样海外归来的学者受到永无出头之日的迫害。尽管阻力重重，但张校长是尽了力的。

张校长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