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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的讲话对要抓教学质量的孙校长无疑是有力的支持，学校开始动真格的了。我们年级有好几个同学两门以上主课不及格，拖了好久的补考也不及格——据说补考试卷更难一些，按规定就得留级，而以前大学里是极少留级的（多留一年国家多花一年的钱）。留级就留级吧，好比来什么运动，总有人倒霉。问题在于这回倒霉的同学大多是有点来头的。比如哥哥在省军区的大李，父亲在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属陈中灵（父亲当师长），当年青华的跟班王能静（老提他姐夫是马鞍山市委组织部长），等等，最让系总支曲书记烦心的是老王也要留级！老王是党员，而且是负责全年级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生干部。

我们那时候，大学是没有班主任的，也没有1964年以后才设立的政治辅导员。学校、系里就依靠学生干部来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学生干部除了自己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外，还得仰仗那些经常“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来了解同学们的近况。根据某人的教导：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所以学生干部三日两头把大家排队分类：哪些人是组织可以依靠的，哪些人是可以团结的，哪些人是属于另类、必须加强注意的。所以我们寝室的老王一天到晚忙这些事，到系里开会，听取各班学生干部汇报。而自己年龄又偏大（是入校以前就参加工作的调干生），成绩不好是必然的事，到底学理科不是那么好混的。

有一天老王去开会，我和刘听泉斗胆把老王床头的一本工作手册拿出来，还叫其他同学来一道翻阅，里头记的都是些对同学们的评论。其中提到一个叫陶冶的同学，明明他父亲是内战中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为共产党立过功，手册里却记录积极分子汇报陶冶出身反动军官家庭，所以思想必然反动。我们寝室里黄承源是位学习优秀、政治上也很要求进步（但从不靠拢组织打小报告），结果在手册内也被归入另类，说他出身地主、思想复杂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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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王们的眼中，黄承源这样学习努力、成绩优异但“不靠拢组织”、不打小报告的同学属于“白专”！比胸无大志、不思进取的吾辈更加靠不住。陈毅在讲话中举了一个飞行员的例子：飞行员的任务就是钻研技术、开好飞机；政治上只要不开到台湾就可以。然而老王们却认为“白专”驾驶员由于技术好，能很轻松地把飞机开到台湾去；反倒是吾辈即使想把飞机开到台湾也去不成，技术不行嘛，在飞到台湾的半途中就掉入大海了。

平心而论，老王人并不坏。他是山东人，小时候在家乡当过儿童团长（家乡是八路军根据地），按曲书记的说法“早就是党的人了”，拖到现在才入党已经够委屈了，不像老蔡、老徐这些毫无背景的、完全是靠打小报告、靠整人钻进党内的人。尽管老王人还可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搞这一套排队分类的事，就必须向系总支汇报同学们的动态，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曲书记也是山东人，和老王同乡，为了老王留级的事可没少出力。但这回教务处一定不肯网开一面，不要说曲书记，就是已经升任校党委副书记的前任系总支雷书记也没有回天之力。雷书记行政级别13级（转业前为上校），是校领导中级别最低的，他敢和孙校长对着干吗？

老王还是留了级！这让曲书记很恼火，为这事还开了全年级大会。曲书记铁青着脸在会上讲话，说：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说怪话！说什么还共产党员呢，读书留级。讲到这里激动地拍桌子：“共产党员不是给别人说三道四的！不是可以让别人说怪话的！”全场鸦雀无声。

会后同寝室的广伟担心地说，是不是又要搞运动抓出说怪话的人了？我们回忆了一下，至少我们寝室没有人说老王什么，也就安心了。

结果没有搞运动，一场风波就此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