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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我们几个大学同学作小范围的聚会。王朝诚也来了，我们聊起了朝诚兄当年拉琴、绘画的往事，他说早就放弃了。我特地问他：还会翻翻莱蒙托夫的诗作吗？他只是淡淡的一笑，摇摇头，对我们提及当年他在同学们中是最有艺术气质的话题、表现得很冷漠。朝诚这些年搞音响设备、搞大屏幕显像装置或者小区智能化等方面卓有成效，也赚了一些钱，至今退而不休，“仍在为房地产老板打工”。

我和朝诚一年级不在一个班，但已经知道他了。那时的他留一头长发，架一副当年很新潮的“秀郎架”眼镜，冬天穿皮夹克（1960年代很少见），虽然是本省的中学毕业生，说的却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本地同学中绝无仅有。有一次夜自修，朝诚和两个上海同学坐在教室的前排，（我坐在旁边“看闲书”）不知怎么他们几个议论起朝诚的祖籍来。上海同学说朝诚籍贯镇江，而镇江人在上海人眼里“和江北人差不多”！我看见朝诚站起来，嘴角微微颤抖，突然走了。后来我和他熟了，知道他是一个很敏感、敏感到有点神经质的人。

二年级分专业以后，我和王朝诚同在一个班，自然就熟了，但让我们走得很近的真正原因是俄罗斯文学艺术。朝诚对莱蒙托夫喜欢到了入迷的程度，其次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我们热烈地讨论《当代英雄》中的皮巧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勇敢美丽的达吉雅娜。后来参加议论还有一位上海同学汪初人。我们总是一道散步、一道去看电影——主要是苏联电影等外国电影，我和他们只有一点不同：他们没忘记自己还是学物理的，我忘记了。

有一期《苏联画报》（中文版）刊登了一条招生通告：莫斯科卢蒙巴大学对亚洲、非洲地区招生，可以通过寄自传去报名，学校会根据自传酌情录取。朝诚和初人非常起劲地写起自传来，还互相交流如何写，是否要俄文简历，等等，我对此不以为然，给他们泼冷水：即使人家肯要，我们这里肯放吗？当年派出去留苏的人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接班人”，轮得上我们吗？再说此时的中苏关系虽未公开破裂，但已大不如以往。后来他们两位也停止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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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初人个子不高、有一头浓密的鬈发，动作灵活，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他和阿鲍都是学校棒球队的成员。顺便说一句，在进大学以前，我根本不知棒球为何物。他和朝诚对打乒乓，用的是左推右攻，攻势凌厉；而朝诚手握横板打守球，姿势极佳，却老输球。本来是玩，但朝诚会老大的不高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初人和朝诚都读起大部头的哲学著作来，这可能和物理专业有点关系。朋友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我也读了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深感自己抽象思维能力不行，如黑格尔的著作，我从头看到底的只有《美学》。倒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的著作通俗易懂，此外我还喜欢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爱尔维修及伏尔泰、卢梭的著作，比较近代的哲学家我欣赏柏格森，认为他的“直觉”说很有道理，尽管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唯心的神秘主义。

我们通过朝诚结识了一位刚毕业留校的哲学教师田振义，他是从物理系毕业的，听说是毕业前发表了一篇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文而被学校留了下来，至于朝诚如何认得他的，我始终没搞清楚。只知道朝诚称他为老田（叫田老师叫不出口、毕竟只比我们高一届）。有天晚上朝诚严肃地告诉我，他今晚要看些东西准备准备，因为明天要和老田讨论。

田振义看起来儒雅、清秀，说话老带着微笑，那时的他已经读过现代哲学的不少东西，如维根特斯坦和其他逻辑实证主义的作品。我印象中振义兄对我们在一起谈谈讲讲很重视，说维也纳学派就是这样讨论、聊天而形成的。

那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若干年后我们要为这样讨论、聊天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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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级的上海同学都走得很近，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结：怀念上海。在我们几个比较亲密的上海同学中，屠利水无疑是我们心目中的大哥。这不光是由于他的年龄比我们大，重要的原因是他比我们有见识。

利水兄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对事物的观察力极为敏锐！他到实验室只要看一眼实验桌上放置的仪表、部件，马上就知道今天做什么实验、应该怎样做。难怪他后来到巴西最负盛名的圣保罗大学实验室大显身手，以至于到了70岁大学当局还不肯放他退休。他对人的评价总是一语中的。比如我们班的女生曹奇珍，到底哪一点不好看？我们七嘴八舌，利水只有两个字的评语：“腿短”。（希望澳门特区立法议会曹主席别生气，现在你腿很长）

学校女子篮球队的3名主力是大家景仰的“明星”，她们的雅号：“白马”、“黑马”、“野马”更是如雷贯耳。汪初人是“野马”的铁杆粉丝，凭着自己也是学校运动队（棒球）成员，一来二去和3位都熟了。一次聊天中初人问她们：你们3个是不是平时鞋彼此换着穿？三马大吃一惊，初人告诉她们这是他的同学屠利水发现的。三马一定要初人引见这位明察秋毫的“观察家”，于是3位篮球美女在棒球小伙的陪同下来到男生宿舍，同利水兄会谈了半个小时。

提到屠利水，就不能不提马廷年，马廷年总是和屠利水形影不离。廷年兄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为知名科学家，早已去世；其父的同学朋友皆为学者，所以谁是不是学部委员（即当今称为院士者）、谁是不是一级教授？尽管去问他，保证给你满意答复。廷年兄很有正义感，对几个爱整人的学生干部深恶痛绝。

当年学生中无形分成3个等级：第一等为党员和学生干部（团支委以上）；第二等是团员；第三等是没入团的“老百姓”同学。在我们几个老百姓中间，屠利水是唯一的团员，然而他一直被团组织视为另类——因为他有“海外关系”，父亲在巴西。

汪初人自去“淠史杭”水利工程回来以后，情绪一直很激动，对饿死人一事到处发表感想。王朝诚担心地对我说：这小子迟早要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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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淠史杭”水利工程我没有轮到，和几个同学留下来种菜。“大部队”回来以后，带回来许多不能公开的“新闻”。屠利水和马廷年住的草屋没有主人，墙上贴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他们估计这位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房主是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生命了，不过用的是饿死的方式。在工地上干活的大都是妇女，问她们男的呢？她们直言：饿死了！

当然这些话都是私下里说的，谁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讲，只有汪初人毫无顾忌。有天下午他和一个同学在寝室里公开争辩起来，声音响得隔壁房间也听得见。据说：汪初人大发“谬论”，以饿死人的事实攻击三面红旗、从而否定党的方针政策；而那个同学（也是上海人）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安徽一塌糊涂是事实，但不能归罪于党中央，比如上海在柯老的领导下就搞得不错，说明党的方针还是对的。两个人没争出结果，汪初人一怒之下走了，那个同学就去找老胡汇报了争辩的事。应该讲这个同学平时不是一个爱打小报告的人，对整人的学生干部也很有看法，他之所以去汇报是因为有人听见了他们的争论，也由于自己讲话有点“豁边”（对安徽的领导大不敬），所以就来了个先发制人。

如果这事发生在1959年1960年老蔡“当政”时期，立即就会召集全班大会“帮助”汪初人了，而现在是1961年底，马上就要跨入1962年；而年级的学生“最高领导”老胡初来乍到，似乎不怎么着急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因此没有动静。但是差不多全年级都知道了初人乱讲话被汇报的事。

朝诚比谁都紧张。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嘴唇经常神经质地颤抖（诗人、艺术家大都如此），他把借给初人的书要了回来，又把向初人借的书还给他，弄得像情人分手彼此交还信物一样，挺滑稽的。和朝诚一样，其他几个上海同学（包括我）都和初人拉开了距离，怕受到牵连，显得不够朋友。

只有利水兄表现出大哥风范，他反而和初人更接近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初人算是找到了主心骨，他和利水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去找学校领导，找龚书记去谈心。不是有句话吗：小鬼难缠，阎王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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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的东南角有几幢独立的西式小楼，在上海则被称作小洋房或者叫别墅，在四季常绿的冬青树丛的环抱中显得十分雅致，由于少有人走动，也很幽静。此地就是学校领导的住处，相当于学校的“中南海”，龚书记就住这里的某一幢小楼，一幢楼只住一家。和所有的地方一样，学校住房是根据级别、职务来分配的，你从一个人的衣着不一定能判断他的官大官小，但完全可以根据他的住房大小来确定他社会地位的高低。方书记搬走以后，按理说，新提拔的党委副书记雷书记可迁入“中南海”，可他仍旧住“教授楼”一套四居室。为何？级别不够（把雷书记气得）！后来从北京调来了韩校长（副校长），是9级干部，所以理所当然地住进了那幢空关的小楼。

后来汪初人告诉我们，他在龚书记的小楼附近徘徊了好久，还把自己要说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背了多遍。虽然初人兄自学过形式逻辑，但说话却不太有逻辑，被屠利水评为“糊里糊涂、不晓得伊讲啥末事”。因此在利水兄的敦促下，初人做了充分的准备。我猜，当他鼓足勇气走进龚书记的住处后，一定把事情的经过很有逻辑地交代清楚了，龚书记对他的来意也完全明白了。让初人料想不到的是：龚书记并没有严厉批评他，而是和颜悦色地肯定了他来找党委“交心”的举动，还说他有这种认识不奇怪，农村工作确有问题，而党是会解决这些问题的，要相信党等等。那天龚书记和汪初人谈了很长时间，当汪告辞时，龚书记还叫他以后常来。

总算雨过天晴了，初人兄从心事重重的样子变得神清气爽起来，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朝诚把自己的书又放到初人那儿（表示友谊依旧）。只是老胡不大高兴，他对我说（我们同一寝室）：“我们又没有把他怎么样，他倒跑到党委去告状了！”我从那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干部都恨属下越级告状或上访！到今天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