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下半年开始，报纸杂志广播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大批判”。对外就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布大块文章，电台天天广播。我们还得在政治学习会上读报讨论。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九评”的对苏大批判。对内也没闲着，先是把一出鬼戏“李慧娘”拿出来示众，报纸上说这是向党进攻的“有鬼无害论”。接下来一些已上映或还没公开放映的电影被点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如“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不夜城”、“桃花扇”，等等。记得工会发票子，让大家看电影“女跳水队员”，没人觉得这部歌颂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电影有啥问题，没想到不久报纸上出现批判电影“女跳水队员”的文章，宣判它是反党毒草——尽管片子里没有一处不在为共产党唱赞歌。

新闻或者文艺应该报道或者反映真实——错！这是反动的“写真实论”。作品应该表现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大错特错！这是反动的“中间人物论”。媒体对这个论那个论的代表人物口诛笔伐，虽然代表人物中有的还是党员干部，照骂不误。比如“人性论”的代表巴人（王任叔）就是一个中共高级干部，不过此时他已被宣判为“资产阶级代表”了。

在诸多杀气腾腾以“革命左派”自居的批判者中，有一个叫姚文元的人最为活跃，他的文章最多，骂人也骂得最凶。甚至对自己完全外行的音乐，他也会把触角伸进去，我见到他写的批判德彪西印象派音乐文章，我的感觉是文元同志唱歌肯定五音不全。似乎也没有什么音乐权威提出异议，只有一位名叫沙叶新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文反驳姚文元，报纸居然也登了（可能作为反面教材）。多年之后沙叶新先生成了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而且以他的勇气和良心受到人们尊重。

1964年夏天，学校为首届毕业生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地点在市府大礼堂。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出席了典礼，足见领导对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之重视。市委书记陈丕显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里陈丕显透露一个信息：刘少奇在推广“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听取了有关业余工大的汇报之后，“少奇同志很重视”，认为这是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要大力推广。陈丕显在讲话最后突然讲了一段与毕业典礼沾不上边的话，他提到刚刚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合二而一”的批评，陈书记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主张‘一分而二’的，而杨献珍同志是主张‘合二而一’的；我们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杨献珍同志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

散会时有一个熟悉的同事小声问我：

“刚才领导讲额姓杨的朋友啥人啊？哪里答额大学教授啊？”

“侬只赤佬不看报格啊？杨献珍，中央委员，中央党校校长！”

“侬只瘪三包打听嘛，哪能才晓得格。”

我和这位叫阿德的同事说话一直这副腔调。难怪阿德以为倒霉的总是教授，就在这些日子，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因“鼓吹‘时代精神汇合论’”受到批判，他就是周谷城教授。

从此之后我们学校的政治地位高了起来，不过对普通教职员工不是什么好事：钱一分未加，会议多了不少。学校自身并无会场，要开大会就得借大剧场，大剧场必须得借，因为来作报告的全是大官。我记得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作报告的地方是人民大舞台，时间是1964年冬天，张春桥是当时全市管意识形态文化宣传的最高长官。

张春桥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听不出山东口音），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表情冷峻——我坐在前排，看得很清楚。他的报告涉及面很广，有学生思想教育、中苏关系、宣传工作，讲得最多的是“文化战线”。他说现在高校的思想工作薄弱：一个文科大学生读《红楼梦》，读着读着迷上林黛玉了；这也算了，又读着读着迷上薛宝钗了。而薛宝钗是应该否定的封建正统维护者。张春桥还告诫大家：你们工科大学师生尤其学员都来自工业战线的，可能不太关心文艺领域的事，但是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很尖锐，你们必须关心。目前我们批判了一些个毒草戏毒草电影，这些毒草是怎么出笼的？是有人支持的！田汉！夏衍！这两位一个是1932年入党的、一个是1927年入党的，都是有多年党龄的老同志了——怎么得了！

当时报纸上并未提到杨献珍、田汉和夏衍的名字，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