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学校抽调了一些刚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教师、党员干部下乡搞“四清”。“四清”清什么？我至今莫名其妙，只知道它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下乡有时休假回来的人说：农村“敌情”严重，不搞“四清”不得了。也听说过有关“四清”的文件：什么“前十条”、“后十条”，后来出来一个“二十三条”，我们没有下乡的人也在会上听过“二十三条”。我敏锐地注意到文件中的一句话：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心中暗喜：和我们普通百姓没啥关系。

在城市的企业也搞“四清”了。我教课的班上有一个很能干的班长，他在厂里是车间主任，四清工作队要他作检查，一次又一次地“下楼”总“下”不来。他告诉我“日脚邪气难过”，最后终于“下楼”了，但讲起被整的这段日子他直摇头。副班长和班长都是党员，也都是厂里管生产的基层干部。但副班长的心情和班长完全不同，他介绍他所在的沪东造船厂通过“四清”揪出一个企图“叛国通敌”的反革命集团。是几个青年大学毕业生，企图偷一条船从黄浦江开出去到公海投敌。副班长说这证明“四清运动”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听了我就有些困惑：偷船那么容易吗？即使船能开出去恐怕没开到吴淞口就被截住了吧。不过副班长说他们是“企图”，并未“实行”。（若“实行”肯定枪毙！）然而这件事说明“四清”和以前的政治运动一样：不会放过老百姓。

此时政治学习内容已经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每个人配备1套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其实毛选中许多文章大家在中学大学读书时早已耳熟能详：中学的语文课、大学中学的政治课，不但读过背过也考过。没用，必须重新来学，而且要联系工作实际来讲体会讲学习心得。上海市委树立了几个先进标兵：蔡祖泉、杨富珍、杨怀远、彭加木（除彭加木是科研人员外其余3人都是工人），还有一个“南京路上好八连”。他们的先进事迹有共同之处：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报刊上广播里除了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后，精神如何转化为物质之外，就是各种文艺形式的毛主席诗词；还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红歌”（那时叫革命歌曲）。

学校曾经组织大家去看电影“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我的感觉是：中国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全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没其他人什么事。因为影片自始至终只歌颂了毛泽东一个人。比如提八一南昌起义只是一句画外音——打响了第一枪，马上就是歌颂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歌舞画面了。

在日复一日的“教育”下，我们这一代人被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时代的烙印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思维是“毛式思维”，我们的语言也是“毛式语言”：开口闭口“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理性认识依于感性认识”或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等等；在黑板报上登点有点文学性的文章，必定用上毛主席诗词：“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或者“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诸如此类（报纸亦如此）；甚至有谁病了，大家慰问他的话也是毛泽东给病人的：“既来之、则安之”……

1965年我们的“同志加兄弟”越南同美国打了起来，宣传媒体天天发表支持越南人民在南方的斗争新闻，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也要和美国开仗了。因为在前不久陈毅副总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老总曾激动地说：等着他们打进来，越早越好，我等得头发都白了。所以人们都说形势很紧张：可能要打仗。沿海一些工厂开始内迁，建设“大三线”。我一个初中同学天津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分配到上海高桥化工厂，此时却被工厂调往西北“三线”。他来和我告别，郁闷得话也讲不出。

为了备战，学校破天荒成立了民兵组织，人人都是民兵，并从中挑了一部分人算基干民兵，凡基干民兵必须在不长的暑假里住校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基干民兵的名单中居然有我！我可不愿意一个暑假就此泡汤，于是我找党支部书记说我暑假有事不能参加军训，他回答不行，基干民兵必须参加。我说我退出基干民兵好了，书记很吃惊地看着我，（后来有人告诉：名单上有你代表组织对你信任，有人还为了名单上没有他而去找组织谈呢——你真是头脑不清楚！）书记最后说：好吧，你不想当基干民兵就算了。

从此我在领导的眼中成了一个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