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汇报》登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长文时，没人当作一回事，单位每周两次政治学习也未把这篇文章作为学习内容。因为这几年报上隔三差五总是有批判文章，不是批某部电影某出戏，便是批某位名人，大家早已麻木。反正批来批去都是“上面”的事，与我等草民无关。

事态的发展比我预想的长。以往报上热闹一阵子，当事人写个检查痛骂自己一通，然后降职罢官，事情就告一段落。而这回拖得很久，对吴晗始终拖住不放，似乎吴晗发表了自我批评文章亦不管用。期间还登过几篇为吴晗辩护的短文，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有“引蛇出洞”之嫌，这几位和姚文元唱反调的人恐怕要倒霉。有一次在科学会堂听形势报告，休息期间有个党员同事突然和我聊起了“海瑞罢官”，我出自本能的警觉讲了几句“海瑞罢官”反动透顶、姚文元批判的还太客气之类的“极左”言论，弄得这位同事大为扫兴。想来“钓”我这条鱼吗？做梦！我自知自从“退出”基干民兵之后在领导眼里已成另类，所以在政治学习及其他公共场合要么不开口，开口必定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当时我们的政治学习组长叶庆，发言“左”得一塌糊涂，不料我发言比他还“左”。（唱高调又不难）所以党团积极分子对我很无奈，听说他们背后议论我乃一典型的“口头革命派”。只有在汪初人、老高或者屠利水、田振义这些朋友跟前我才会讲真心话。我说吴晗自己讲写剧本是“破门而出”（跨行越界的意思，他不是剧作家），没想到一出门就挨了一棍子。朋友们都认为姚文元是个专门打棍子的“坏料”。

《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在某次会上的发言。郭老说对当前的“文化革命”自己并非隔岸观火，又说要放一把火把过去写的东西统统烧掉，还说他要到越南前线去扔几个手榴弹、消灭几个美国鬼子——时间大约1966年初。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文化革命”这句话，对“隔岸观火”也有深切的感受。郭老身在高层，当然无法隔岸观火；而对于吾辈小民，乐得隔岸观火！（当时谁也没想到火越烧越大，最后烧到广大百姓身上）而且这篇讲话使我对郭老此人感到既可悲又可鄙。

忽然各报都加大了火力，批判起“三家村”来了。开门见山就点了邓拓、廖沫沙的名包括早已见报的吴晗，有的文章还含沙射影地指出“三家村”还有更高的后台。大概上面有布置，政治学习增加了批判“三家村”的内容，无非读读报骂骂邓拓而已，学校并未停课所以我们照常教书上课。顺便说一下：我班上的工人学员，虽说在企业都属党团骨干，然而他们对报刊上批吴晗批“三家村”此类“大事”却漠不关心。倒是我们这些同事会议论几句，有消息灵通人士说大概北京市委“出事体了”，记得有个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同事声称他相信彭真“不会出事体的”，因为彭真“反修”很坚决。这些议论领导肯定有所风闻，但他们不制止也不说明。只是通知要开一次批判声讨“三家村”的全校大会，有人（党员教师）要准备发言。

彭真会出事？我印象之中彭真是很“左”的。以前传达过彭真在1964年北京高校毕业生会议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等到大学毕业连我们这些人也不放在眼里了”；还指示从现在开始分配到各单位的大学毕业生第一年统统下去劳动，不许坐办公室。这位彭真同志跟毛泽东不是跟得很紧的吗？他会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