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要搬家了。大会上领导宣布：我们将动迁到南汇华东局干校去，这里让给文化系统干校。

我们养的猪也大了，有一百四五十斤，所以就用板车拉到了供销社。收购猪的供销社职工喜形于色，连声称赞我们的猪好，比公社农场送来的猪肥。送走这两头猪心里有些舍不得，但想到如果被我们干校宰了，可能心中更难过。明明知道两头可爱的约克夏必定走向屠宰场，只要我们猪倌亲眼见不到也就罢了，不去多想。

华东局干校全名叫中共中央华东局五七干校，位于南汇五四农场，规模很大，有许多空草房宿舍，因此搬过去的除我们学校外，还有教育学院和外语职校，都属高教局系统干校。就此在同一场所出现两个系统，然而在日常事务上要听从老土地华东局干校的安排。

这里不养猪，我不再当猪倌而是和大家一道参加大田劳动，每天下午学习（运动）。奇怪的是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之类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了——以前只读毛选。据说学习经典是为了识别打着马列旗号的骗子，后来知道了骗子是陈伯达，“上头”在搞“批陈整风”呢。至于咱们老百姓对陈伯达为何成了骗子毫不关心，连一点好奇心也没有。自“文革”开始，隔三差五就有大人物被揪出来，大家早已习以为常。

到底是中央机关的干校。这里的食堂大会场也大，难能可贵的是还有图书馆阅览室，晚上开放。我每天晚上去阅览室看书，看鲁迅的译作《苦闷的象征》。凡鲁迅的作品包括译作都能借阅（阅览室除马恩列斯毛鲁之外只有《汉书》之类的历史书籍），《苦闷的象征》是厨川白村的美术评论，另外又重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也是鲁迅译的。那年头能在公开场合看到这样的书，够幸福了。

干校里有不少大官，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就在干校。我和管理阅览室的老头聊过天，他也是一个高级干部，原本要从华东局调往一个大学当校长的，“文革”开始了就没去，老头爱读史书，总戴着老花眼镜看《后汉书》，从未见过他读马列著作或毛选。

有次开大会，内容是一个华东局干部作“斗私批修”提高认识的报告。此人说自己在延安抗大亲耳听过主席报告受过主席教诲，进城之后渐渐放松学习，思想渐渐变修了，工作中犯了错误，是文化革命挽救了他云云。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到他被“解放”当了普通人之后闹的种种笑话：一是上公交车不买票，（他不知道要买票）被卖票员当场拿下；二是到商店买东西不带钱，他从未有过带钱习惯，所以以后出门必须有子女陪着。此人名叫罗毅，以前当过团中央常务书记，“文革”前是华东局候补书记，7级干部。

当时我就在想：像罗书记这样的大官，出门便是轿车，自然不知道乘公交车要买票；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人送来，当然不会上商店。“文革”让他们下来了，又换了一批人上去，但可以不花钱的特权依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