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这次给资本家落实政策并不包括住房，大概也不包括大资本家的巨额存款，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要到1980年代，所以诸老板还是住在厂里仓库里。但是仓库内这间房厂里要派用场了，厂革委会就和闸北区房管局协调，要他们同意让诸老板一家住回他原来的老房子。

老房子原本是诸老板的产权房，为何住回去要得到房管部门批准？须知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产权”早就被革命革掉了。自红三司司令部消失后，几家革命群众抢占了这幢房屋，过了一年不交房租的“幸福日子”。可惜好景不长，房管局革委会代表国家接收了诸老板的房屋，经过审查确认这几家乃原来住棚户区的劳动人民，就承认了他们的抢房行为让他们合法地住下去，但必须付房租给房管部门。这一来皆大欢喜。

房管部门十分宽大为怀，把老房子一间公共杂物间“分配”给了诸老板一家，这是除卫生间厨房之外唯一空置的房间，当然诸老板和其他住户一样必须交房租，因为这幢房屋属于国家财产了。

住房面积缩小的老王更不会做恢复原状的白日梦。他本来住的就是要向国家付房租的租赁房，何况现在住进来的是本厂职工——工人阶级。因此他无论在厂里在家里都小心翼翼，“夹紧尾巴做人”。

不过老王和诸老板不同。在厂里开的资本家座谈会上，诸老板和其他被落实政策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发言表示对毛主席对工人阶级对领导无限感激，诸老板还落了泪——感激涕零了一番，老王一言不发。后来老王对我说：（周围无人）“碰着强盗抢掉侬100元，突然他还侬30元！还要侬对他千恩万谢——世界上有这种道理伐？”他还激动地讲了一串英语，不过我没听懂。

老王最得意的是“文革”前，大约1963年吧，他被化工局借调到局里外语培训部去教英语的事。学员都是全市化工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前是学俄语的，所以从ABC教起。老王的教学深受培训部教学负责人，一位从复旦大学英语系请来的副教授的赏识。这位副教授是中年女性，在圈内很有名，是英国文学名作《名利场》的译者。她很为老王惋惜：王老师，你不去开厂而是到学校去教书该有多好。

老王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