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68年夏天被学校革委会“抓”去“隔离审查”的，理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出言不逊。

所谓隔离审查，就是在教室内用三夹板拦成若干小间，一个人关一间，可“享用”一张草席、一个课桌和一只凳子。白天坐在凳子上伏桌写交代，晚上把卷起的草席打开睡觉，小间也就草席大小。看守人员常常在教室巡视，主要是防止我们讲话。因为虽说“隔离”，只有一板之隔的我们仍可以交谈，但只要一听到声音，看守便厉声训斥，甚至会打人，所以教室白天安静得像坟地。

其实，所谓看守都是学校同事，有教师有职工，有几个还是熟人。不过他们此时表现出和我素不相识的样子，一个个革命义愤溢于言表。管理看守的领导是工人学员，他们平时在办公室，没有大事见不到。

我的右邻是老梅，他很自觉，即使看守不在也不吭一声；左邻是老陈，他和我经常轻轻嘀咕，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见。有回老陈妻子来送衣物，当然是不能见老陈的，衣物就由看守交给了老陈。然而老陈认为他仿佛听见了老婆的声音，伤感了半天之后从板缝里塞了一张字条给我，字条上是一首他写的词“摸鱼儿”，对妻子的思念和愧疚尽在词中——老陈婚后几年和老婆没少吵架拌嘴。我告诉老陈，想不到他作为一个机械工程教师有如此高明的古典诗词造诣。于是我们的悄悄话愈加多了。

老陈对看守们一一评价。

最坏是和老陈同一教研室的高佑德。此人地主家庭出身，表现极其革命，他对革委会破格派他当看守此举感激涕零，因此特别卖力、特别凶！有次为了一点小事打了难友老高一记耳光，出手之重致使老高一只耳朵聋了。平时有机会就骂我们，但他不要说对领导哪怕对其他看守都很恭敬——别人出身都比他好。另一个看守小马特点是“阴”。他常常悄无声息地溜进教室，突然把反锁的小间门打开，看你在干什么。倘若你不在写交代或是没在读毛选，必定被他训斥。其他看守还算马马虎虎，奉命行事而已。老陈说看守中最好的是小胡，他对小胡的评语4个字：“温柔敦厚”，我完全赞同。

小胡是青年教师，“文革”之前大概被派去搞“四清”了，所以大家都不认识他。人长得秀气，说话声音轻轻的，举止文雅。他对我们十分温和，对我们的要求（比如上厕所或者出小间找水喝之类）从无二话，即使听见我们违规交谈也不干涉，至多提醒我们声音小点，所以大家都盼着他值班的时光。小胡从来不训人。

这天和往常一样，寂静，死气沉沉，几个看守在我的小间外聊天（高佑德和小马不在）。聊的是老电影，有个人在讲苏联电影“白夜”，只听见小胡说：“白夜”呒啥大意思，还是“白痴”好看。看守们说话对我们一点也不避讳啊！过了一会，小胡开门给我送晚饭（我等隔离审查对象的“牢饭”由看守送来），我瞥见小胡的眼里有笑意。

转眼间到了1970年，我已经在奉贤“五七干校”了。学校开始搞“一打三反”，由于本人早已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倒过霉，对新运动而言自然是死老虎，只须当观众而已。不久，在众多揪出来的人之中，听到了小胡的名字。据说小胡犯的是流氓罪——同性恋！虽说小胡结婚一年了，他妻子也怀孕生女，但小胡对妻女漠不关心，只是在妻子坐月子时买过一只鸡送去。此前此后却和一个交大的教师“同居”，像老婆一样替人做饭洗衣裳。大概交大把他们一道逮住了，小胡就发落到学校当上了“一打三反”对象。

过了一阵子，干校开“宽严大会”（全名是一打三反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大会），小胡作为从宽对象在大会上作检查。具体内容一点没有（据说属于“防扩散”），只是空洞地批判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放松改造，不好好“斗私批修”，所以犯了流氓错误。还举了一个我当时觉得滑稽的例子：小胡说自己青少年时代特别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尼亚的恋爱情节，中毒很深。

小胡没事了，人们说小胡的“老公”就没那样幸运了，可能要进大牢。

不过我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一点：同性恋群体中坏人很少（不敢说绝对没有），他们对群体外的芸芸众生没有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