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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教学恢复正常，我们都回到了物理教研组，在各个分校上物理课，又和孟德成了同事。

从表面上看，孟德风采依旧，仍然爱说话。有次小组会上他大谈小吃油墩子：“油墩子是萝卜丝加面粉放在模子里放入热油里滚一滚，吃得多了总是这个味道，不想吃了。这几天做油墩子的摊主出新花头，在油墩子上头加一只虾！变油爆虾墩子，看了胃口立刻吊起来，马上掏钞票买2只尝尝。侬讲这帮摆摊头的人聪敏伐？”他这么一带头，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炸油墩子的油其实掺了水；有的讲她那里的油墩子比别的地方便宜。会议主持人哭笑不得，没人回到讨论主题上来了。

不光是开会跑题，孟德上课也跑题。他上一堂课有半堂课评论交通天气或者早餐，有时宣布提前下课，理由是街上汽车喇叭声音太吵，影响了他上课情绪。这样一来学生有意见了。接到投诉，教研组长去听课了，对孟德也提出了整改建议，但孟德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搞得学生告到校长那里，教研组不得不把孟德换了下来，调别的教师去上课。本来要让孟德去实验室带物理实验课，遭拒绝后只得让他好好备课，之后再安排讲课。谁也没想到孟德这课一备就是几年，再也没有上过讲台。

起初两年，孟德天天来学校“上班”。上午坐在办公室里看看书看看报纸杂志，在学校食堂吃午饭，饭后在办公室打过盹，然后回家。也参加学校的大小会议和教研活动，会上仍然积极发言（多数发言和主题无关）。此时我发现他爱和人争论，常常和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和人辩论有一个特点，他只顾自己长篇大论地说，从来不听对方的论点。久而久之人们不愿意和他争辩，说和他讨论问题是和聋子对话。

教研组来了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有男有女。有个女青年教师总是到办公室里备课，而孟德总要凝视她很长时间，但不开口搭话，过了几天女青年告诉我们她感到害怕——孟德老师是否精神不正常？会不会动手打人？（有句话她不好意思说：会不会对她非礼？）我们向她保证：孟德没有精神病，对人尤其对女性很有礼貌，看人时间长是因为他是个不戴眼镜的近视眼，这才让她安心下来。其实孟德只有对女青年才会凝视良久，对男青年倒是有说有笑，表现绝对正常，所以几个男青年和孟德关系挺融洽，还一道去饭店聚餐。

日子一天天过去，孟德永远在备课，教研组永远不安排他上课，他安之若素，也不要求上课或做其他工作。记不清从哪一天起，他不来学校了，只是有时会去图书馆翻翻报纸杂志。教研组长说孟德已不归物理组管，他直属学校人事处了。尽管孟德什么事不做，工资照拿、一分不少！据领导解释：虽然孟德在“文革”中没有受过处分，没有什么书面结论，“无反可平”，但他毕竟挨过打、“受过迫害”，所以学校对他要照顾一些。另一个理由领导不说我们却很清楚：孟德有7个姐姐（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不知哪一个姐夫是市教卫办领导，正是学校头头的顶头上司，后来还官居市委常委。你说校领导会让顶头上司唯一的小舅子受委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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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的“宅男”生涯维持了20年，始终是光棍一条。

如果时光倒退30年，有人预言孟德一辈子娶不到老婆，没人会信！孟德不仅人长得帅，身体结实，而且其他方面都远比我们优越。在住房紧缺的1960年代，他在永嘉路一套新式里弄房中有自己的单间（姐姐们挤在另一间内）；7个姐姐统统出嫁后，孟德拥有2间，他老母亲住一间；1980年代母亲去世，孟德有了一套房子，当时在上海依旧属条件好的。大学毕业后孟德工资一直一个人花，从来不知道经济拮据的滋味，穿的用的正如某同事语“都很高级”。记得“文革”前上海市面上刚刚出现电动剃须刀时，他就买了。而且竭力向我推荐，说最大的好处是在赴紧急约会前用一用，十分省时。我一打听，价格不菲，只得谢绝他的好意。孟德还有一个长处：他见了漂亮女孩绝对不可能怯场，相反更能侃侃而谈，妙语连珠，逗得姑娘们喜笑颜开。他这样的人会打光棍？！

阿鲍也是孟德的老同学老同事，比我们年长几岁，阅历比我们丰富。他认为孟德父母和姐姐把他宠坏了，所以孟德一辈子不懂如何宠别人。而孟德看得上眼的女孩都是要男人宠男人疼的美女，结果必然是没有结果。加上在那个讲究政治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孟德又是出身较好的，姐夫中革命干部共产党员不少。他住的新式里弄里，“文革”时期多数被抄家，他家安然无恙，因此孟德更不懂“夹紧尾巴做人”的滋味。他看上的女学员竟然会看不上他！还把信交上去让他吃了苦头。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研究过心理学的初人兄说这是孟德受到的一次严重心理挫折！比挨打的心理伤害更大。

有消息传来：孟德和邻居的关系变得很糟。他怀疑邻居要害他，因此他把居住多年的永嘉路住宅换了南京西路附近的公寓房，仍一个人住一套。但他和新邻居仍然处不好。起因是孟德为了减肥在家里练举重，而且是晚上。当他把铁哑铃扔到地板上时震动很大，引起了楼下住户不满，和他吵架了。后来又不知道为什么和同一楼层的邻居也有了纠纷，还打过“110”报警。最后，孟德和所有邻居都成了冤家。

学校定期派人去探望（因为孟德邻居来学校投诉，要求我们单位送孟德去精神病院），孟德只是在门口会见学校来人，若是来送工资则把钱收下，从来不叫人进屋，和人说话不超过两分钟。后来工资入银行卡了，学校就不派人去了。人事处认定孟德是有些古怪，但还不是精神病人。

1990年代初，我在大光明电影院旁巧遇孟德，我们聊了一会。他说他一切还可以，讲话思路也很清楚，他还奇怪学校怎么还有政治学习？老早该取消了！我说过几天我们大学老同学聚会，问他去不去？他笑笑回答：不去！没什么意思。

之后初人在人民公园也遇到过孟德，发现他人瘦了很多，他告诉初人他近来心脏不好。

2002年，终于听到噩耗：孟德病故！经过是这样的。邻居们注意到孟德家信箱塞满水电煤账单和物业通知，估计孟德很久不开信箱，又想起很久没见到他了（楼下邻居也反映很久没听到乒乒乓乓响声），都知道孟德从不旅游，所以就报告了派出所。居委会、派出所、物业联合撞开了门，发现孟德已成了干尸。已经死了好些日子了。

参加追悼会的人除了孟德的亲属之外只有我们几个老同学：初人、阿鲍、轻舟、长河和我，还有人事处代表和前物理教研室主任。从孟德姐姐们的哭诉中得知：孟德生前最后几年变得很怪，和姐姐们都不来往。她们深悔对他不够关心。

在回家途中，孟德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眼前浮现。40年前在安大最后一次舞会上，我看着他在舞池里和漂亮女生翩翩起舞大出风头，当一曲终了时他走到我身边神秘兮兮地说：侬放心！我随便请啥人跳舞就是不会得请小妹子跳！君子不夺人所爱，迪格阿拉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