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秋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花前月下”的秋天。和所有热恋中的青年一样，相见时感觉时间怎么那样快！不在一起时日子怎么如此漫长？

我记得南山第一次来我家的情景。那天是我生日，我母亲做了好多菜等她来和我们一道吃晚饭。在这之前母亲逢人就讲今晚儿子女朋友要上门，所以南山来时，我家的左邻右舍都出来“恭候”，甚至我们用餐时也会有人借故进来张望。母亲很喜欢我女朋友，她希望我快点结婚，越快越好。

秋天很快地过去了，冬天是谈婚论嫁的季节，我们俩开始筹划结婚的事。登记结婚必须先要到工作单位去开证明材料，对南山这当然不是问题，而对我恐怕就是麻烦事。我虽然在玻璃厂已经待了一年半，但人事关系还在学校里，本来听说早就要转到工厂了，不知什么缘故拖到现在迟迟不动，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到学校去开证明。他们会开给我吗？

一个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登场了。

这天厂休，我请来的一位朋友正在替我油漆旧家具，准备结婚派用场。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不认识的留平顶头的中年男子，自我介绍是学校工宣队的，找我谈点事。

没等我开口请坐，他径直找了一张旧沙发坐下。对我奉上待客的茶水视而不见，自己摸出一支烟点上，然后讲了来意。他讲，根据中央精神，大学还是要办的；不仅在干校的教工要回来，你们这批在工厂战高温的人也要回来，包括你这样（他停顿了一刻，显然在斟酌字句）——犯过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也要回校，以发挥你们的专长。

这是好消息。在谈话中我知道了他姓李，是不久前来学校的工宣队员，目前是学校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于是我不失时机地提了一个问题：

“李师傅，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结婚？”

他又摸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一口，还想了一会，然后开口：

“既然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嘛，可以结婚。”

我高高兴兴地送李师傅下楼，到门口时他叫我不要送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

“你要结婚开介绍信，来组织组找我好了。”

（“文革”期间学校人事处和组织部合并，称“组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