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南山商量好，在同一天去单位开结婚证明，然后马上去登记。

南山是到天山百货商店的上级单位区百货公司去开证明的，她和公司所有干部都很熟，一个人事干部什么也不问就把证明开给了她，还笑着说：你到公司来发喜糖别忘了要多发一包给我啊。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培养对象”会选一个有问题的人。

我碰到一点麻烦。当我步入学校组织组办公室时，李师傅正在和人谈话，那人也是去“战高温”的教师，自然不便打扰，我去了里边一间，但我知道李师傅已经看见了我。里间办公桌旁坐着老赵，“文革”前他就是人事干部；这种1950年代靠历次运动入党的人多数心眼很坏。没法子啊，他是做具体工作的，开介绍信、开证明是他的专职，只能找他。

当我说明了找他的原因时，他惊讶地抬起了头：

“你要开结婚证明？”

没等他把刁难我的理由说出口，我立刻说已向李师傅汇报过了。老赵一溜小跑到外间，我也跟到门口，看见老赵弯着腰向李师傅请示（李师傅坐着）。李师傅说了一句什么，老赵依旧点头哈腰说了一些，李师傅不耐烦地大声命令：

“开给他！”

老赵一声不吭地回到办公桌边，铁青着脸但很爽快地把证明开给了我。只是在给我开证明时厉声说道：“你的情况告诉了对方没有？不讲你自己要负责啊！”

我回答我已经告诉对方了，立刻走出里间；当我经过外间出门时，李师傅仍在专心致志和人严肃地谈话，我为了不打扰他，就走了。

1973年我回到学校时，李师傅已经调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工厂派来的。李师傅，我欠你一句：“谢谢！”对于你，也许只是举手之劳，正是你的举手之劳改善了我的命运。你是我命里的“贵人”！

当天下午我们就去街道办理结婚登记。说来奇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横扫了一切法律（包括宪法），婚姻法却岿然不动。所以从1972年12月22日我们拿到结婚证之后，我们就是合法的夫妻了。

一式两份的结婚证上，右页盖有“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左页的语录赫然在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预示了：南山的大麻烦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