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银行界是个另类，他喜爱文学艺术。刚进银行的几年，还给报刊投过稿。1961年父亲病故后，我整理他遗物，发现了几张剪报，是父亲在1937年以“戈人”笔名发表的剧评和杂文。有一篇是关于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文学评论。当时我都不知道纪德是何许人也，说起来我还算读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我知道父亲在银行同事中有一个聊文学的小圈子。一位是陈伯伯，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另一位是吴伯伯，和吴祖光先生是本家近亲。不过从1950年代开始，他们就很少走动，以免遭到“小集团”的可怕下场。

我很爱看电影。什么“鸡毛信”、“夏伯阳”、“带枪的人”、“难忘的1919”、“上甘岭”之类的，反正当时小朋友喜欢看的电影我都看，看后还一五一十告诉父母亲。父亲却说这些算不上电影，他从来不看。母亲说父亲过去很爱看电影，不过他看的是美国电影。很多年之后当我看了那些经典大片：“乱世佳人”、“战地钟声”、“北非谍影”、“碧血黄沙”、“出水芙蓉”，等等1949年之前就在上海放过的电影，方才明白：父亲那一辈电影观众在1950年代是多么失落。记得父亲和祖父议论过卓别林和劳莱、哈台谁更惹人发笑，我听了像听神话似的。不过也有例外。那是几年之后了，父亲去看了一场苏联电影“第十二夜”，回家后显得少有的兴奋和开心，他向全家详细地讲了电影故事的全部。讲得太长了，以至于祖父祖母甚至母亲都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听众。父亲有一套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我知道“第十二夜”。

我对京剧的爱好完全是父亲带出来的。1950年代初，父亲领我去看徐碧云的“虞小翠”，黄桂秋的“别宫”、“祭江”，还有他最欣赏的程砚秋的戏“荒山泪”。然而小学生的我听这类大段唱腔的青衣戏必定打瞌睡，于是父亲带我去“大世界”、“大新游乐场”看京剧武打戏，这一下我来劲了。当我真正爱上京戏时，父亲没钱了——减工资的后果。所以我只能在收音机旁过过戏瘾。1956年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来上海演出，父亲买了一张2元钱的票（最贵的戏票），让我一个人去看。这件事在银行引起轰动。看戏的同事很多，（银行职员中京剧票友很多）都说父亲：“太宝贝迪个独养伲子！”

父亲也是话剧迷，青年时代写的剧评都是对话剧的观后感。然而他不看那些歌颂革命的话剧，包括“龙须沟”、“方珍珠”之类的名剧，他说这些是活报剧。有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从外头回到家，发现父亲正全神贯注地听收音机，是一场话剧的实况播出。过了一阵子，父亲告诉我播的是萧伯纳的戏，“英雄与美人”，主演的是丹尼和乔奇。

“戏好！演得也好！”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