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大幅度减工资行为负面影响太大，据说党外民主人士向中央作了反映，也惊动了高层。所以在一年后的1956年，银行职工人人加了一级工资，父亲的月收入从65元变为74元，定行政20级；具体负责减工资运动的上海市银行领导（行长兼党组书记）被免职，降为一个肉类加工厂厂长。然而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至于有些老银行希望“有错必纠”，把工资从2位数还原为3位数（哪怕是部分还原，有100多元也行）无异白日做梦。在1957年就是有一些不识时务的老银行提到减工资的错误应该纠正而被打成了右派，连2位数也拿不到了。

到1956年，银行的职工人数总算稳定下来，大部分人去了不同的地方：1．支援外地建设，不一定是银行；2．本市教育系统（算好的去向）；3．本市财贸系统，少数有去工厂的。我所知道的有这么几位：邻居汪先生因为毕业于浙大生物系，因此从银行调到闸北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生物；曾经在我家楼下住过的沈先生，解放前当过银行会计主任（相当于现今的总会计师），此时派往小菜场任会计，不久加上了菜场经理头衔，所以经常在菜场的摊位上卖菜；父亲的老同事刘先生去了余庆坊弄堂边“四多”点心店当财务，有时也收银，他把帽舌压得很低，还戴口罩，见了熟人绝不打招呼。父亲说这些老同事都是人才。沈先生当过会计主任不用说了，汪先生是农村信贷的专家，刘先生更是国际金融业务的行家。现在银行把大量人才都丢失了，银行还能做什么？不过是一个印钞票、放钞票的机关而已。

上海的外滩是传统的金融区，从外滩向西直到河南路一带曾经集中了上百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很多巍峨、坚实的大楼是专门为银行设计建造的，银行建筑必须给人有财富、恒久和安全的感觉，人们才会对银行产生信任感，放心地把钱交给银行打理。所以外滩一带的银行建筑造价极高，其结实牢固在国内是无可比拟的。经过几年的折腾，银行关的关、并的并，银行职工也赶走得差不多了。但人去楼不空，那些银行大楼变成了机关、工厂、设计院和饭店，对大楼内部任意破坏，尤其是用作工厂的银行建筑，里面一塌糊涂。1960年代我去过上海钟厂，过去是大陆银行。原本金碧辉煌的营业大厅隔成了两个车间，四周和顶部都是发黑的油垢，谁能想象，黑垢下精美的大理石浮雕？银行内最牢不可破的部分是金库，左右上下全是炮弹打不穿的钢骨水泥（据说还夹有钢板），金库唯一与外界的出入口有一道厚度达半米的钢门。现在这道门永远开着，金库变成放劳动保护用品的仓库，用了原有的一道铁栅门。大炼钢铁时有人动过这扇钢门的念头，后因钢门太重又拆不下来而作罢。想想金库派这种用场，多么浪费。

1956年父亲加了工资，心情好了许多。毕竟这是解放后父亲首次加工资，以前都是减工资。对于父亲这样一位艺术爱好者而言，1956年是一个让他高兴的年头。一是过去禁演的京剧可以上演了，如“四郎探母”、“游龙戏凤”等；二是又能看到久违了的西方电影，如英国电影“孤星血泪”、法国电影“勇士的奇遇”，还包括一些国产老电影“马路天使”、“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老电影重新上映时我们全家3人都去看，他在看“勇士的奇遇”时开怀大笑，称赞男主角演得出色、女主角很美，连替钱拉·菲力浦配音的韩非，他也评价配得好，换了为“王子复仇记”配音的孙道临那就糟了。父亲一点也不欣赏孙道临，他最推崇的男电影演员是石挥。上海人艺演出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也是在1956年，他听了收音机实况转播全部，并说乔奇演得不错，不过要是让石挥演，可能更好。

也正是在1956年夏末，我家大祸临头：母亲被诊断出得了癌。她从医院回来号啕大哭，1950年代患癌症等于判死刑。父亲强作镇静安慰她，并保证，她一定会治好。我妈妈没什么文化，还是很好骗的，所以那天晚上母亲倒是睡着了，父亲却一夜未睡。我半夜醒来时发现他一个人坐在窗边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