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上海治疗癌症最著名的医院是上海肿瘤医院，旧名镭锭医院。父亲陪母亲多次去看病，医院床位紧张住不进去，心急如焚的父亲又领着母亲到处去看中医，也找过民间偏方如“四脚蛇”（壁虎）粉什么的来治母亲的病。那些日子我觉得父亲忙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好不容易母亲轮到了住院，进行了放射线治疗，父亲天天去医院。我家和父亲上班地点离医院还是很远的，所以我是每个星期天去。印象中母亲住院了1个多月，放疗结束后还服用肿瘤医院专职中医庞冸池的中药方子，结果母亲病愈出院。出院后定期去医院复查，继续服中药，1年后中药也停了，和她一道住院的病友一个个都复发去世，唯有母亲再也没有和癌症发生任何关系。

母亲战胜癌症的重要因素是她有一个乐观健康的心态，用她的话来说，她“不想心事”。而父亲就两样了，他总是心事重重，结果是母亲的病好了，他倒有病了，患上了高血压症。

1956年底父亲因血压太高第一次住医院。家里人发现父亲很愿意住院，这样可以不必见到他头疼的领导和只会拍马溜须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出院后上了没多久的班，他又病假在家。我现在才知道过去的降压药十分伤肾，父亲由高血压引发了慢性肾炎，以后的几年里每年至少住一次院，成了医院的常客。1957年春天，父亲正在家养病，有“积极分子”上门说领导请他去参加单位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父亲去了。会上气氛很热烈，许多老同事争先恐后地发言，领导态度异常诚恳，对大家的批评全盘接受，还点名要一言不发的父亲讲讲，不料父亲不痛不痒地讲了几句便完了。会议结束时主持人拿来会议记录请各位发言者核对并签名，父亲看了一下自己的发言记录（别人都是兴冲冲地立即签名），觉得没有什么才签上自己的名字。

不出父亲所料，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那些发言热烈的老同事都变成了右派分子。不过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上门请父亲去开会的“积极分子”也当上了右派。他可是一贯紧跟党组织的：“三反运动”当过“打虎队员”、“肃反运动”中查抄过审查对象的信件，马上就要入党了。父亲估计，他可能是在“整风”中积极过了头。庆幸的是父亲逃过一劫。因为病假他可以不去参加批斗右派老同事的大小会议，老同事毕竟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父亲为他们心里难受。

后来父亲讲并非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上过当的人不大会再上当。1949年解放前夕，作为国家银行之一农民银行的襄理，父亲已经接到了上峰命令，要他撤退飞往台湾（可带妻、子兩名家属）。然而此时中共地下党频频和他接触，不是约见会谈便是发信，要父亲留下来领导保护银行资产迎接解放，并保证将来要重用父亲，组织上知道父亲是个金融人才，等等。父亲相信了。而且考虑到去台湾会和他的老父老母天各一方，所以毅然决定不走，留在上海。刚解放时对银行实行军管的军代表对父亲还蛮客气，因为清点移交财物父亲非常配合。日子一久军代表就变脸了，什么继续发挥作用的话好像从来没有讲过似的，父亲再卖力也是白搭。所以一气之下父亲就离开银行，辞职！这一来正中下怀，不必再为安排父亲什么挂名无实权的职务费心。父亲和一个朋友到杭州开了一家麻袋厂，从事实业，半年后麻袋厂倒闭。实际上是上了这个朋友的当。父亲只得又回上海，由于他在银行界颇有声望，又破例重回银行。经过这次遭遇，父亲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看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