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肖邦有关的两部电影《一曲难忘》和《爱的渴望》里，我都没看到我想要看见的东西。

除了几声较为激烈的咳嗽，我没看到那个占据他生命最重要位置的幽灵——肺结核的存在。我只看到他如何心系祖国，如何与乔治·桑纠葛。但对于一个慢性病患者来说，真正与他灵肉合一的，不是理想与爱情，而是疾病。

他所生存的十九世纪，是文学和艺术的黄金年代，也是欧洲第一次肺结核发病高峰期。1827年，肖邦十七岁，他最小的妹妹爱米莉亚死于肺结核。1839年2月，他被确诊患有肺结核。1849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他因肺结核去世。他早料到了这结果：“我离棺材比婚床要近，我的灵魂是平静的，既然如此，我只有顺从。”他没等到他的祖国波兰的强盛，更没有等到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

而在那之前和那之后，没有等到链霉素、甚至在最热切的狂想中也没奢望过链霉素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作曲家乔万尼·巴蒂斯塔·佩戈莱西、卢吉·波凯利尼、卡尔·马里亚·封·韦伯、帕格尼尼、格里格，还有斯特拉文斯基，都死于肺结核。如果把这张名单再扩大到文学和美术的领域里，还得加上雪莱、拜伦、济慈、契诃夫、史蒂文森、勃朗特姐妹、卡夫卡、蒙克。因为他们，肺结核一度被认为是艺术家的职业病，因为他们，人类在还不知道它是传染病的时候，认为它和感情纤弱有关，并“使结核病一度被与年轻、纯洁、热情、忧伤和才华联系起来”。后代的科学家也因此认为：“肺结核与天才和创造性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1943年，在青霉素发现十五年后，塞尔曼·亚伯拉罕·瓦克斯曼在土壤中发现了链霉素。从那天起，肺结核的治疗有了特效药。从那天起，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们不再和结核、苍白的面容、早夭捆绑在一起了。但是，肖邦没有等到这一天，他没有等到链霉素，属于他的那条翠堤上，春天晚来了一百年。

链霉素出现了，异烟肼（1952年）出现了，利福平（1963年）出现了，但有些人没有等到。那些等待中的个体的感受，已经无从想象。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黑死病”蔓延的时代，窗外不断有人拖着尸体经过的时候，一颗敏感的心如何自处；也无法知道，肖邦在知道自己命不长久的时候，如何兼顾创作以及与乔治·桑的感情纠葛；更不会知道，萧红在《小城三月》中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段落：“假若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流连了一下，就会误了不少的生命。”而她，也是在乱世中，在乱世的香港，死于呼吸道疾病，她也没能等到春天。

而我们还在继续等下去，等待春天，等待战争平息，等待属于嗜肝病毒、艾滋病的“链霉素”。在这全人类与生俱来的等待、消耗中，我们小小的痛楚，又何足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