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作家的生平一次再一次被拍成电影，有些作家却从没得到电影的垂青？原因怕是很简单，全看他们拿不拿得出一段像样的情史——名人的所谓生平，通常等于情史。

阿娜伊丝·宁和亨利·米勒以及亨利的妻子琼的故事被拍成了《亨利和琼》，他们的情事够拥挤也够惊世骇俗。迪伦·托马斯和两个女人以及冲锋枪的故事，成就了《爱的边缘》；西尔维娅·普拉斯和特德的生活那样穷困——《苦涩的名声》从头到尾都有一股子冷嗖嗖的厨房里劣质肥皂的黯败味道，但不妨碍《瓶中美人》照旧把婚恋当做两人平生的头等大事。连古板的T.S.艾略特都拥有《笔外断肠天》这样的传记片，甚至卡波特也同时成了《冷血》和《声名狼藉》的主人公——里面没有爱情，却有情欲的暗影蠢蠢欲动。

情史不够丰富，就创造一段——当然，这一条法则仅适用于生存年代久远些的作家。《恋爱中的莎士比亚》理直气壮地给莎士比亚安排了一个缪斯；萨德在疯人院里形影相吊，《鹅毛笔》却也及时地为他送去一位洗衣女工，传递手稿的同时抚慰身心；至于简·奥斯汀，她一个接一个地把笔下的女主人公嫁了出去，这样“生动地忙碌”着，那么，让那段在她的传记中只占六页篇幅的恋情，在《成为简·奥斯汀》里再生动些，再忙碌些，让男主人公再接近达西先生些，简·奥斯汀书迷会的成员们，大概并不会有太多意见。

所以，我们几乎没在银幕上见到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太沉稳了，离我们太近了，也活得太久了——相对于总要早夭的诗人，而且以小说的工作量，他们也难得匀出时间来制造惊世之恋。更别提查尔斯·兰姆，他的姐姐精神病发作把母亲刺死，迫使他终生不娶照顾姐姐，以免她被送进疯人院。这样的故事，大概只有七十年代的B级片导演感兴趣，还有赫尔曼·麦尔维尔、惠特曼、海明威、D.H.劳伦斯，他们的生平故事，老实的部分太老实了，暧昧的地方又太暧昧了，而电影需要鲜艳。

所有的故事都必须是爱情故事，而且是鲜艳的爱情故事。就连泰坦尼克号沉没，或者珍珠港事件，亦得托赖一段三角恋，才被梳理出脉络画出骨骼。凯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分明是一部散文集，等到改编成电影，也得变成一个生死恋故事。非洲大陆的羚羊和白鹭，要想在《动物世界》之外的地方露面，唯一的办法是恰好在男女主人公拥吻时从旁边经过。

一个故事，要想获得存在的资格，必须得是爱情故事。最严肃的文学杂志，也希望作者的小说里能有若干情欲描写；最畅销的纪实杂志，不管是英雄故事还是捐肾、捐骨髓的故事，编辑总会要求“加条感情线进去”。最初的欲望，仍是一切的动力，最堂皇的人和事背后，仍然需要用人的欲望打底子。

所以，徐志摩的全部身份，是陆小曼的情人，而不是写下《云游》和《偶然》的那个诗人。我们小城那个著名的女律师，从没能和她接手的大案一起进入小城居民的记忆，倒是因为她恋上了小她二十岁的青年而被挂在嘴边。终其一生，我们都得和一段爱情故事捆绑在一起。爱情故事就是我们的一生。没有像样的爱情，就仿似没有这一生，甚至失去了被人谈论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