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十分惊悚：镜头里，白天，两个穿着校服的学生在水泥台阶上做爱，兴致高昂，花样百出。也许这还是不算什么，但镜头一点一点拉远，最后几张照片说明了周围的环境，那是个体育场，一墙之隔是热闹的街道，体育场里行走的人和他们就隔着一丛树，周围还都是高楼大厦，无意间窥见，进而开始偷拍的相机镜头，就架在某个高楼上。

这是网络上前些日子流传的一组照片，转发照片的帖子，标题都十分痛惜：“现在的孩子怎么了”、“真是让人揪心的痛”。我看了那照片却只有惋惜，对自己的惋惜。我们的放纵来得比他们晚，只不过因为我们不懂如何放纵。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的青春期性教育，是没有性教育，我们就是“want”，也不知道“how”。

所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明白那是什么状况。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无知，《生理卫生》课程开了等于没有开，因为到了最重要的那几章，老师自动休息，大家集体自习，课堂上有种前所未有的寂静。窗外照进来的阳光似乎都在嗡嗡作响，谁也没有胆量讨论那几章里说的事，连说点别的事情，都有掩饰自己紧张的嫌疑。害羞的女孩子，用透明胶把那几页书封住，展示自己的纯洁和羞耻感。

所有的知道、领悟，都在地下完成。小说里的只字片言、同学间传说的小道消息，还有，电影电视里一闪而过的镜头。

1985年的电影《峨眉大盗》里有一个背面全裸镜头，学校却包了场，算作给小学生的法制教育课。高年级的同学去看过后，全校同学很快都知道了，黑暗的电影院里，所有人齐心协力等待那个镜头出现，有种罪恶的快感。1986年的电影《少年犯》出来的时候，我们上初中，学校在操场上露天放映这部电影。上一个镜头，女记者的儿子一双手在女孩子的大腿上摸来摸去，下一个镜头，他就被呼啸的警车带走了，我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只好产生简单的因果联系，那样摸一下，就会被抓走。其震慑的效果，可想而知。1988年，《红高粱》得了金熊奖，全城像过节一样挤在电影院门口，爹妈的单位各自发了两张票，但他们宁肯浪费两张票，也不肯带我们去，妈妈甚至严肃正色地说：“里面有那种镜头。”她的神色对我形成极大的震慑，使我直到十五年后，才敢补上《红高粱》这一课。

帮我们完成教育的是莎朗·斯通，1993年《本能》上映那会儿，我们刚进大学，附近的铁道学院录像厅，迅速开演《本能》，算做迎新生。我们走了十几里路去看，屏幕上出现第一个镜头的时候，全场石化了三秒，哦，原来是这样的啊！黑暗中，有女孩子吃吃地笑了。

从此，欲望滚滚而来。被禁锢过的欲望，比涓涓细流式的释放更为强烈。我们不断地为“中国人性伴侣人数调查”贡献数据，而那洁净到冰冷的青春，一下就恍若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