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地方，英语普及率仍是非常之低，因此若是一点西班牙语都不会，在这片大陆上旅行肯定会遇到很多麻烦。出发旅行前，我和铭基都在伦敦参加了西班牙语学习班，他学了一年多，我只学了几个月。由于是周末班，平时练习的时间又少，我们俩（尤其是我）的西班牙语水平之烂可想而知。

刚从伯利兹来到危地马拉的时候，同事TK发邮件问候我，当然也不忘调侃我的西班牙语：“怎么样？西班牙语是不是已经很流利了？”

“当然，”我回复他，“我现在能用流利的西班牙语问路、点菜、打电话订旅馆……And guess what？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听得懂对方的回答呢！”

我完全能够想象TK在电脑屏幕前笑昏过去的样子，所以又心有不甘地在信尾加上一句：“但是过几天我就要去一个学校上两个星期的全封闭式西班牙语强化课程了。所以你要当心！出关以后，我的西班牙语可能会比你说得还要好！”

学校的名字叫作Escuela de la Monta a，是出发前铭基无意间在一位英国人的博客上看到的。它是危地马拉一所专门教授西班牙语的学校，规模很小，教学的同时也包吃住。但它是一个非牟利机构，课程收入全部用于改善当地的社区。学校还常常举办面向居民的各种文化活动，并提供奖学金让当地孩子有机会继续升学。在网上搜索后发现它口碑极好，于是铭基早早就发邮件给他们订下了两个星期的课程。

学校的总部在Xela（希拉）城里，然而还有一所小小的分校坐落在距离Xela大约两小时车程的一座山中。铭基同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山里的学校才特别嘛！”他一脸憧憬。

的确很特别——山里的学校相当与世隔绝，没有网络，连电话都不能打……我尊重铭基的选择，可是也有点怀疑他把整件事想得过于浪漫了。

住进学校开始上课后我才意识到：何止是过于浪漫，在那里每天看到的现实和听到的故事简直需要一颗巨大而坚硬的心才能承受。课程结束回到Xela以后，我在旅店的镜子前站了许久，仔细检查自己的面容有什么改变的迹象。贫穷、不公、战争、酷刑……这些可怕事物的阴影无可避免地使我老去。就算脸上没有明显的变化，我想，身体内部也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损坏了——心脏或是灵魂悄悄地长出了皱纹……

上学的十几天里我每天都记日记。也想过重新将日记整理成文，可是看来看去还是觉得，尽管不够精细，最原始的日记形式才是最为真实有力的。

6月5日星期日

说实话我不知道去山里的学校学西班牙语是不是个好主意。我们住在学校里，可是每日三餐都在当地农民家里解决。听说那一带的农民很穷，主要的食物是豆子和玉米饼，很少能够吃到肉。我既不喜欢吃豆子，又是个肉食动物，因此深深为我将面临的命运担忧。出发前我和铭基在Xela城里饱餐一顿有肉的午饭，还去超市采购了巧克力和饼干准备带上山去以备不时之需。

背着两个大包上巴士绝对是痛苦的经验。座椅之间非常狭窄，勉强塞下了我们两个和我们的行李，虽然我的胸口被大包挤得喘不过气来，铭基更是半个身子连背包都被挤出了座椅外。无数推销的小贩居然还不断地走上车来，在人和货物的缝隙中穿行，用冗长的演讲滔滔不绝地推销你所能想象的各种东西：果仁、炸香蕉片、口香糖、圆珠笔、笔记本……他们的口才、体力以及心理素质都极其强大，我简直疑心这个国家有一些专门培训巴士推销员的学校，而且他们会在报纸上登广告——“学了xx巴士推销技术，你也可以日赚xx格查尔（危地马拉货币单位）。立刻行动，无效退款。”社会上肯定不乏贫困失业的危地马拉人，绝望地渴求着一条谋生之路。

危地马拉，西班牙语学校的大门

过道的两旁各有一个两人座位，所以我本以为巴士的每一排是坐四个乘客，谁知这巴士沿途不断载客，每一排由四个人增加到八个人！可是没有人抱怨，大家都很自觉地把身体缩成最小状态，以便让更多的人挤上车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两个大背包看起来实在很碍眼。最后车掌终于看不下去了，不由分说就把铭基的背包强行拎走，转移到车顶上。一位瘦弱的大叔立刻坐在了背包空出来的地方上，口里不停地说着“不好意思”和“谢谢”。大叔对我们怀有善意的兴趣，很想和我们聊天，无奈他的口音实在浓重，加上我们的西班牙语也很糟糕，双方有点鸡同鸭讲。最后大叔居然靠在铭基的肩膀上甜蜜地睡着了。

就这样挤了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巴士把我们扔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轰隆隆地开走了。我们沿着唯一可见的一条鹅卵石道走了好一会儿，终于看到了学校的大门。负责人Mike出来迎接我们，他和女朋友Julia都是英国人，一起在这个学校工作。

学校的三条狗也争先恐后地冲出来迎接我们。其中一条名叫Compa的公狗相对矜持一些，那两条母狗Buster和Cabi简直“厚颜无耻”。大家还不那么熟，她们已经不断用前掌拍打你，然后整个翻倒在地上，四脚朝天，露出肚皮要求抚摸。

学校看起来更像是民居，有几个房间（一共可以住十四个学生）、一个厨房、三个厕所和一个小小图书室。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还有几个用茅草搭成的凉亭，里面有桌椅以供学习之用。连我们在内暂时有五个学生，听说其他六个学生明天才到。大家互相之间开始用西班牙语交流，她们的西班牙语听起来都很流利，也不知为什么还要跑来学习……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很糟——我大概是所有人中水平最烂的一个，连铭基的西班牙语都比我说得好……

五点半，Julia带我们去各自的接待家庭吃晚饭（学校付钱给这些家庭，让他们为学生们提供晚饭）。我到此时才意识到我和铭基原来不在同一家吃饭。接待我的女主人叫Elvia，是这家的长媳。房子里灯光昏暗，看不太清楚里面的家具摆设。我吃饭的房间是最外间，有一张桌子和好几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电视机。房间里有长长的晾衣绳，上面晾满了衣服。很多人挤在床上看电视，女人和孩子特别多。我不好意思盯着他们看，又紧张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来，只好结结巴巴地说：“我只会说一点点西班牙语，实在对不起……”

Elvia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让我签名，上面已经有无数他们家接待过的学生名字和联系方式。她说她已经接待了八年了。八年！她说没有见过中国学生，日本人倒是接待过。不过看见我这个中国人也并不令她惊讶，反正我们都是来自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他们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已经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旅行。我们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陌生了，陌生到他们连想象的热情都丧失殆尽。

今天最令我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晚餐居然是鸡腿汤饭！鸡腿！我的心头放下一块大石——原来是有肉吃的！铭基回来后我们热切地交流信息，原来他们家也有肉吃！我们俩开心死了，几乎要弹冠相庆。

从Elvia家走回学校的羊肠土路上，有很多当地的孩子和年轻人在聊天和玩耍。所有人都很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我知道本地居民的生活都因这个学校的存在有了或多或少的改善，这大概也是他们对我们这些学生特别友善的原因吧。

晚上学生们坐在厨房里轮番作自我介绍。Alana和Cyrena都是加州伯克利的学生，趁假期专门来这里学西班牙语。Christina是美籍菲律宾裔，她说她以前是天主教的修女（但是好像现在“还俗”了），因为要搬去迈阿密居住，而那里通行西班牙语，所以特地来此学习以做好准备。

Mike和Julia也向我们介绍了学校和住宿的情况，说刷牙要用纯净水，因为自来水不干净。他们还说最好不要送礼物给我们的接待家庭，因为这样会使各家开始攀比而产生不平衡，而且会间接鼓励他们将学生看成一种“收入来源”。Julia说如果我们有礼物想送给当地居民的话，可以放在学校，由学校在圣诞节或其他节日发送到各家。我觉得他们考虑实在周到，这种做法也非常健康合理。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学校经营有方。我们的确带来了一些糖果打算送给这里的孩子，不过看来他们要过一阵子才能收到了。

洗澡居然有热水！虽然水量很小，我已经很满足了。

6月6日星期一

昨天的鸡腿汤饭完全是个幻象。今天一整天都没有肉吃。早饭是炒鸡蛋加玉米饼，午饭是通心粉汤（是的，只有通心粉，没有其他任何蔬菜或肉）加玉米饼，晚饭是煮胡萝卜丝加玉米饼。我本来也不是那么能吃玉米饼，可是光吃那些“菜”真的吃不饱，所以晚饭我一连吃了三个玉米饼！即便如此，还是常常觉得不满足，不知到底是饿还是馋。我和铭基都很庆幸在Xela补充了食品，我们今天已经吃了很多巧克力和饼干，我想如果这样吃下去，课程结束时我们大概反而会长胖吧……

这个星期我都是上午一对一上课。今天早晨见到我的老师Lupita，她是个可爱的有点婴儿肥的年轻女生。Lupita家住Xela，每周一到周四住在学校里，周五到周日回Xela住。我因为自己西班牙语不好而感到万分抱歉，教我这样初级水平的学生一定很无聊吧。不过Lupita教得不错，一个上午下来，我对自己也多了些自信。学语言真的没有诀窍，唯有多说多背才能进步吧。Lupita不会说英文，这对我学习西班牙语可能反而是好事情。

其他的六个学生都来了。所以现在除了我和铭基，剩下的全都是美国人！我和铭基大概是所有人中最老的，其他人大多是学生。哦，Katy不是学生，她是木匠兼园丁，但是打算转行当作家。她看起来也的确一脸知性。她的男朋友Tristen今天也来到学校看望她。Tristen在写关于危地马拉农民运动的论文，为了收集资料，已经在这一带待了很久。

这里所有的人学习都很用功，很多人是特地花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里一心一意地学习西班牙语，不学到滚瓜烂熟誓不罢休。我真的从来没见过那么用功的美国人，或许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名校念书的缘故吧？搞得我压力很大，连上厕所都带着笔记本狂背单词。

今天白天我终于把Elvia家看了个清楚。一共只有两间房，房外有一个小厨房和露天厕所。可是一共住了12个人！家具实在非常简陋，除了那台小小的电视机，简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家里可见的成年男人只有四十来岁的Jose一个人而已。他每天要和村里的其他男人一起去找当日的零工（搬运工之类的），如果当天没有工作，反而要贴上交通费。今天他很幸运，有工作可以做。可是我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庄稼可以种，全家都依赖着Jose这点不稳定的收入和学校给他们用以接待学生的补贴。这一带全都是咖啡园，可是咖啡采摘季节只有三个月，而且也都只要临时工而已。我想起《摩托日记》里切格瓦拉和格兰纳多在丘吉卡玛塔遇见当地原住民时的情形，当时那些原住民也同样需要每天去一个地方等待被挑选去做工，令看到这一切的年轻的格瓦拉感伤而愤怒。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我看见的也几乎还是同样的情形。

家里的小孩子中，Blanca和Edo已经开始非常粘我。特别是四岁的Blanca，简直恨不得随时都跳到我的背上。三岁的Edo则成天拉着我陪他一起玩弹珠。Edo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可是Blanca不用，不知是不是重男轻女，我也不好意思问Elvia。这里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多的孩子，有时挤满了整条小路。今天我告诉Elvia我是独生子女，她非常惊讶。我向她讲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本以为她会皱眉头，没想到她大声称赞叫好。她说她也不想养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张嘴要吃饭，压力太大了。看看他们家的情况，我也完全理解Elvia的心情。

晚上学校安排了一个当地的助产士（接生婆）来做演讲。其实不算演讲，主要还是我们问她问题。这里的女人生孩子大多还是不去医院，而是找助产士来接生。看得出来她非常为自己的职业而自豪，也认为自己的确有这方面的天赋。她回答了我们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然而市侩的我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收入。每接生一次收费200格查尔（包括整个怀孕到生产的检查和接生），近三十年来她一共接生过500-600个婴儿，那么这么多年她一共收入10-12万格查尔（1格查尔约等于1港币）。其实根本不算多，但在当地大概已是颇为可观的了。

这几天我和铭基之前在伯利兹被晒伤的地方开始脱皮，痒得让人抓狂，情形也非常恐怖。铭基的背上已经呈现一块中国地图，而我的背上还是一个个“小岛”……我们每次洗完澡，都以闪电般的速度包着毛巾从公共浴室冲回房间，生怕背上的惨状吓坏其他同学。

6月7日星期二

今天还是没有肉吃。早饭是土豆糊糊加玉米饼，午饭是两个煎蛋加玉米饼，晚饭是炸土豆加玉米饼。我吃了一肚子淀粉，感觉自己也成了一团浆糊。可是即便这样也还是不太饱，我们带来的巧克力和饼干已经吃掉了大半，不知剩下的日子怎么捱过去。我也没有心思去考虑会否发胖的问题。

可是铭基那家居然有肉吃！他中午吃了有一点点肉碎的意大利面，晚上是鸡腿蔬菜米饭。他家好像比我家富裕，只有一个孩子，男人在Xela的工厂做工，家里有两台小电视，还开了一间小店铺。他家的小孩有不少玩具，每天拉着铭基陪他玩汽车模型。相比之下我家真是可怜死了。Jose今天一早出门，可是中午前就回来了，看样子是没有找到工作。Elvia告诉我她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为Jose准备早饭，晚上九点左右睡觉。而且她一天只吃两顿饭（不吃晚饭）。我觉得女人真是太辛苦了。Elvia只有四十来岁，可是看起来要老得多。

今天和我家11岁的小姑娘Andi聊了一会儿。Andi一看就是那种早熟的孩子，聪明稳重，总是主动帮忙做家务和照顾弟妹。她的眼神忧郁敏感，常常令我不敢直视。她非常认真地看我的笔记本，严肃地问我各种问题。她很喜欢上学，虽然每天只上四个小时。她还喜欢看书，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书可看。我相信她肯定是那种成绩特别好的学生。Andi指着我的手机和外套问“多少钱”，我把实际的价钱压低好几倍再告诉她，她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可置信还是令我的心狠狠颤了一下。

上课的时候地震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玉米饼吃多了导致头晕，但是Lupita立刻停止了讲课，拉着我逃出了茅草亭。这里可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好在只是小小震了十秒钟。今天上午有一个讲座，所以上课时间缩短为两个小时，可是Lupita扔给我一大堆生词，背得我头痛欲裂。今天我还感冒了，我怀疑是被学校里的狗传染的，这些粘人的家伙成天大打喷嚏。

上午讲座的主角Pedro是一个曾经在内战中有过特殊经历的前难民。他说自己只读到小学三年级，70年代中后期农村兴起合作社时他受到思想启蒙，开始对历史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学习之后也渐渐开始向其他人宣讲历史和人权，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农民运动或游击队。没想到后来被人出卖，终于在1982年4月被军队抓进监狱，严刑逼供，让他说出同伙的名字和下落。

Pedro用了很长时间讲述他受到的各种酷刑和折磨，简直令人发指，很难想象他最后居然能挣扎着活下来。可是他真的很勇敢，始终没有供出任何人的名字。支撑他的并非什么革命信念，而是朴素的道德观——不希望别人也遭到自己所受的痛苦。此外，因为已经被折磨得太厉害，他当时一心只求速死，故意不招供以激怒对方。因此当军人拿来汽油威胁他说“说出你同伴的名字，不然就烧死你”的时候，他回答说：“烧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奄奄一息地出狱之后，大难不死的他逃去了墨西哥。可是在那边生活也很艰难，因为是难民身份，不能在那里工作。1996年签署和平条约之后，Pedro和其他难民一起于1998年回到危地马拉。我问他现在生活如何，他说还可以，回来以后学了草药课程，家也重建了，身心都恢复健康了，只是身上还有当年受刑留下的伤痕。现在他并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而是负责社区的管理工作。他说很高兴看到左翼政党如今都团结起来，不再各自为政。虽然不一定能赢得竞选，但是已经可使这个国家产生很多有益的改变。

晚上去Elvia家吃饭，一进门我就惊呆了。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一部香港电影，西班牙语配音，口型对得出神入化。屏幕上赫然是比现在年轻很多的李连杰、郑少秋、李嘉欣等明星。孩子们看得聚精会神，嘴张得老大。18岁的长孙Fernando指着李连杰：“Jet Li！”电视真是个好东西，身处这么贫穷的地方，屏幕上的一切离他们都那么遥远，可是因为有了电视，他们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Fernando穿牛仔裤时也学西方年轻人，故意露出里面的内裤边，当然上面的英文字母并不是“Calvin Klein”……

晚饭回来后在图书室与同学Lisa聊天。Lisa也是加州伯克利的大二学生，与Alana和Cyrena是同学。Lisa是个天真烂漫的姑娘，她在村里找到一个妇女愿意给她缝补破掉的牛仔裤，只收两个格查尔。她觉得太少了，就给了五个格查尔。她还说她很想给当地人普及避孕知识，因为这里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我说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谜团——这里每一家都是大家庭，房间又都那么少，总是几个人一同挤在一张床上。在如此缺乏隐私的情况下，孩子们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呢？听完我的疑问，大家共同陷入了沉思……

说实话，这里的生活真的好无聊。附近都是树木泥土，没有任何娱乐场所。别提上网了，我们俩的手机连信号都没有。我想我妈妈大概会喜欢和自然如此“亲近”的地方，可是我真的是个庸俗的城市人，每天早晚都被附近那些激烈的狗吠和鸟叫吵到抓狂，更别提无数的蚊子和昆虫了。上课的时候Lupita总是忽然停止讲课，指着我的脖子说：“蚊子！”可是等到我去疯狂拍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房间的墙壁和床上常常有这些混帐东西的踪影，所有女生的小腿上也都有一片片的大红包。这里附近有很多活火山，每天不停地乱喷，我的头发上总是有一片片的火山灰，看起来好像头皮屑。

危地马拉，山里的西班牙语学校，教室就在户外的小茅屋。

6月8日星期三

这里的天气每天都一模一样，上午阳光普照，中午开始下雨，一直下到傍晚。洗了的衣服几天都晾不干。今天的雨特别大，学校里的狗狗都被雷声吓得够呛。特别是Compa，它已经14岁了，几乎和这个学校一样大，可是还是害怕打雷下雨，一个劲儿地往我们怀里钻，像个小小婴儿。铭基抱着它的脑袋安慰它，结果其他的狗又吃醋了，也摇头摆尾地跑过来要求同等待遇。真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会发嗲的狗。

危地马拉，西班牙语学校附近村里的小孩子

今天还是没有肉吃。我已经不抱希望了，打算明天搭车去离得最近的小镇好好吃一顿。早饭我吃了一种奇怪的东西，像是炒碎的鸡蛋，但是又肯定不是鸡蛋。午饭是放了一点点菜叶碎屑的面团，蘸着豆子酱吃，晚饭是土豆加米饭。当然，每一顿都少不了超级无敌玉米饼。铭基他们家果然阔绰，他中午吃了香肠意大利面，令我好生羡慕。

今天我和老师提起昨天大家讨论的避孕问题。Lupita说这里的人从来都不用安全套，而且在危地马拉，堕胎是违法的。她认为Lisa说的避孕讲座在这里肯定完全没有市场，因为这里的人对宗教非常虔诚，认为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尤其是男人们都认为孩子越多越好。

Lupita问我信不信这世上有鬼。我说理论上是不信的，可是实际上还是会害怕。她说她小时候亲眼见过鬼，可是那时不害怕，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反而害怕起来。她告诉我她小时候起来上厕所，看见穿白衣服的女人抱着孩子站在厕所里……她还给我讲了一个很长的危地马拉著名的鬼故事，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能感觉我今天的西班牙语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因此能够和Lupita做深入一些的交流。聊到最喜欢的书，我们俩几乎握着手尖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然后又聊到拉美文学，特别是危地马拉作家Miguel Angel Asturias的《玉米人》和《总统先生》……Lupita周一到周五在这个学校教外国学生西班牙文，周日在Xela的一间高中教社会学。我问她“一周工作六天不会很辛苦吗？”，她说她在大学学的就是教育，她很喜欢教书，很享受与学生互动的过程。

整个下午都在学习，晚上学校有个活动叫“Noche Cultural”（晚间文化），其实就是附近的孩子们跑来学校玩。他们轻车熟路地自己在厨房煮兑了很多水的热巧克力，然后用带来的杯子轮流发给所有人。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多互动，反而是他们自己之间玩得不亦乐乎。喝完热巧克力之后，他们就一哄而散，不知道跑去哪里。

今天吃饭的时候和家里另一个媳妇聊了一会儿。Blanca是她的女儿，出生的时候个头太大，接生婆都处理不来，最后只好去医院。我称赞Blanca漂亮，她骄傲地说：“当然啊！她是在医院出生的嘛！”

床上摆着一些教会刚刚分给家里孩子们的旧衣服，大概是某个发达国家的孩子们穿旧不要的。Blanca，Edo和Andi都忙着把衣服往自己身上套，脸上是欣喜若狂的神情。我看了很有点心酸，我们家的孩子们大概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在伦敦时我隔三差五就把不要的旧衣服捐给慈善机构，不知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是否也有个女孩子在试穿我的旧衣服？

今天铭基带了相机来给村里的孩子们拍照。这里的孩子们对照相这件事简直痴迷到疯狂，他们不需要看照片，只是纯粹地享受被拍的过程。连我家的奶奶也喜欢拍照，特地摆出姿势让铭基拍。她是家里最权威的长辈，因为爷爷已经去世了。可是她其实也只有50多岁而已，比我妈妈还年轻。这里人的外貌和实际年龄大多不成比例，他们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生活之苦。

危地马拉，西班牙语学校星期四晚上的烹饪课程，学做一种危地马拉的特色菜Empanado，在玉米饼包上剁碎的各种菜馅肉末。

6月9日星期四

我家大概是整个村子最穷的一家。今天我才意识到整条街只有我家的窗户没有玻璃，只用几块布胡乱遮挡一下了事。今天早饭是昨天中午吃剩的面团，我居然一口气吃了四个！最近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总是感觉吃不饱的原因了： 虽然淀粉摄入量很大，可是饭菜几乎完全没有油水。

吃完早饭出来，没想到铭基居然端着一个一次性的纸盘子在外面等我。盘子里赫然是一个上面撒着一点点肉末和蔬菜的小小炸玉米饼！原来这是他的早餐，知道我好几天没有肉吃，他居然厚着脸皮帮我“打包”了一个！我感动死了，有种“嫁对了人”的感觉……

不过我们今天本来就打算上完课后去附近的小镇Columba好好吃一顿大餐。Columba离我们这个村大概有二十分钟车程，需要在路口搭乘“picop”（英文应该是“pick-up”），即是拦下一辆有敞篷后车厢的过路车，人和货物都挤在后车厢。听起来有点寒碜，但是乘坐起来感觉真不赖，眼前风光无限，耳边是呼呼的风声，很有点流浪的情怀。只是头发上立刻粘上了很多火山灰。道路两旁有无数村庄和房屋，很多看起来比我们村的条件还要恶劣，连水和电都没有。可是听说这里已经高于危地马拉农村的平均水平了。我总忍不住把这里的情况和中国农村比较，我觉得中国最穷的农村也许比这里还要穷，可是平均的水平还是比危地马拉好得多。

在山村待了几天，来到Columba简直有“乡下人进城”的感觉。其实Columba真的小得可怜，五分钟就可以转完整个镇，但是看着那些小摊和商店，我还是忍不住两眼放光，感觉似乎重返文明。这里已经是山下，气温陡然升高，已经习惯了山上凉爽气候的我们浑身冒汗。这里一共只有三家餐馆，而且阴差阳错，我们进的那家居然是中餐馆，桌上放着招财猫，墙上挂着小小的春联。我们很惊讶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也有中餐馆，一问服务员，原来并不是中国人开的。可是端上来的菜味道居然相当可以。我吃了蔬菜牛肉饭，铭基吃了什锦炒面。厨师有点不好意思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眼睛里有好奇，我猜我们大概是第一个来这家“伪”中餐馆吃饭的中国人吧。我们闲聊了几句，他说他之前在首都危地马拉市的一间中餐馆学过厨，难怪……

连吃了两个冰激凌，又采购了很多零食水果之后，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文明”，重返那与世隔绝雨水不断的“田园风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更庆幸我们之前在Columba饱餐了一顿。晚饭只有一小盘发黑的水煮菜叶，大概是从屋后地里现采现煮的。菜叶没有煮烂，而且几乎没有味道，好像连盐都没放。我好像牛一样慢慢地咀嚼着那些菜叶，感觉真是有点凄凉。家人还不断地问我：“好吃吗？你喜欢吗？”

今天我们家的Fernando问我会不会“功夫”，这大概是他对中国的唯一印象。Fernando还问我香港是不是中国的首都，还有泰国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开始我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想想也并不奇怪。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危地马拉这个国家呢？知道危地马拉在中美洲，知道危地马拉痛苦的内战，知道危地马拉最近这些年的“咖啡危机”，知道危地马拉作家Miguel Angel Asturias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比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要早？

我很后悔告诉Fernando我今天在Columba吃了冰激凌，因为他详细地问我到底吃了哪一种冰激凌，什么形状大小，什么口味。当我告诉他之后，他马上说：“我知道了！是五个格查尔的那种。”他的眼神里有羡慕和向往，我看了觉得很心酸。我怎么那么蠢！哪壶不开提哪壶。

晚上学校有个“厨房课程”，教我们做一种危地马拉的特色菜empanado。其实就是用玉米饼包上剁碎的各种菜馅肉末，包成跟中国饺子差不多的形状，然后放进锅里用油炸。大家一起动手，气氛很是热闹。铭基把这“危地马拉饺子”包得无比精致，还在边缘捏出漂亮的花纹，令所有人震惊不已。Alana完全被铭基的饺子迷住了，她立刻拜铭基为师，很快也包得像模像样。

吃饺子的时候和Katy聊天，很意外地得知她在19岁就结了婚，不过两年后离婚了。后来认识了现在的男友Tristen，两个人在一起已经六年了。然而还有更意外的消息，就是Tristen今天在Xela的医院做了绝育手术！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要孩子了。至于为什么要在危地马拉做绝育手术，Katy解释说是因为偶然听说这里有很好的医生可以做这种手术，而且价钱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大家都有点被惊到，Cyrena更是不停地问：“小孩子多可爱啊！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小孩子呢？”Katy说：“我喜欢小孩子啊，可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小孩子了呀……”无论如何，我想既然做出了这么大的决定，那他们应该是真的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6月10日星期五

早饭的时候和Elvia聊天，她告诉我他们家有三个病人，现在还在住院。而她的先生Jose是家里唯一工作的人。水电、医药、孩子的学费……样样都需要钱，所以家里的生活极其困难。以前每年还有几个月可以去附近的咖啡园帮工，现在因为危地马拉的咖啡危机，连这样的工作也没有了。这个村大多数家庭好几年前就通上水电了，可是他们家只在两年前才通电。她对我说很抱歉不能给我吃像样的食物，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我听了觉得非常难过。

Elvia家的收入有一部分来自我们这个学校，算作招待学生在他们家吃饭的报酬。可是附近两个村庄的几十家人是轮流招待学生的，不一定每家每周都能轮上。因此Elvia特别在意学校里学生的数目，希望越多越好。我告诉她下周有十二个学生，她听了有点欣慰。我决定周末去Xela住一个晚上，一来我们自己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二来也可以给Elvia省几顿饭钱。

今天上午没怎么上课，几个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去了附近的咖啡园，学校里的两只狗Compa和Buster也陪我们一起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咖啡树，就更别提咖啡园了。咖啡园在山上，树木葱茏，空气清新，真是非常美丽，可是现在已经是半废弃的状态了。老师带我们转了一圈，介绍了处理咖啡豆的机器设备和过程。我们还看到一间以前主人的大房子，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据当地人说常常闹鬼。后来吃午饭时我问Elvia，她说他们家以前就住在咖啡园，她也亲眼见到过鬼。不知怎么搞的，这里的人个个都说自己见过鬼。

下午和Julia聊天。我问她多久回一次英国，她说来这里三年半，只回过一次国。因为机票太贵了，她和Mike无法承受。西方国家很多在NGO工作的人都像Julia一样，不虚浮，不在乎名利，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一切只为了自己内心那点小小的理想主义。我真心地敬佩她和Mike，因为我自己可能做不到。来到这里的第二个晚上我就感觉生活无聊，在学校附近散步的时候，望着满天星斗，我扪心自问：“你可以像Julia一样，过这样有意义可是清苦无聊的日子吗？”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可是我和铭基都觉得这个学校的模式是极有借鉴价值的。中国的贫困乡村或许也可以考虑这样的模式，和附近的城市互相合作，一起建立可供外国人学习中文的语言学校。学生们可以选择在城市或是乡村的学校学习，在当地居民的家里吃饭，学校的收益用以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

Julia说除了华裔美国人之外，以前从来没有中国人来过这个学校。我想也许我可以把日记贴到博客上，这样或许可以为这个学校做一点宣传。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读书或工作的中国人，来危地马拉比较方便。如果想学西班牙语的话，这个学校真的是很好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多一个学生就多一份收入，当地的居民就多几顿饭吃。

Katy的男朋友Tristen今天又来学校看望Katy。他昨天刚做完绝育手术，我开玩笑地称呼他为“全新的男人”。他说手术一个小时内就完成，马上就可以走动，不需要在医院留宿。他感觉也挺好，并没有什么不适，虽然明天不能和大家一起踢足球。Tristen说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妈妈，因为他妈妈知道以后肯定会很伤心。他问我们在中国人一般如何避孕，我说反正男人做绝育手术的还是少数。

Tristen是那种对政治、公共事业、弱势群体和第三世界有狂热兴趣的人，我们聊了一会儿关于中国政治的话题，很有意思。很多事情连我这个中国人都闻所未闻，然而他却偏偏找得到途径可以获得信息。Tristen的整个精神生活都集中在政治和公共事业上，不理解的人大概会觉得他有些“傻”或是偏执，可是我觉得像他这么“傻”的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感谢老天，今天Jose有零工可以做。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18岁的Fernando既不上学也不出去找工作。Jose也上年纪了，我看他一个人支撑一个家，实在很辛苦。家里的女人们每顿饭后都会对Jose说“谢谢”，他是名副其实的bread winne（r挣钱养家的人）。这整件事令我觉得非常悲哀。中国农村也贫困，可是人们如果愿意离乡进城，也大多可以找到基本的工作，尽管收入微薄。可是危地马拉这个国家的经济究竟差到了什么地步，才会使得这么多人都没有工作可以做？

我们这些学生每周要换去不同的当地家庭吃饭，所以下周我就不在Elvia家吃饭了。晚饭时Elvia告诉我本来下周轮不到他们家再招待学生的，但是因为家里情况实在太糟糕了，学校特别关照他们家，所以下周他们还会继续招待一个学生。这真是好消息。

6月11日星期六

今天是足球比赛的大日子。比赛在我们山上的学校和Xela城里的学校之间进行，老师学生一起上阵，还拉了几个“外援”。Mike一早就挥舞着拳头说：“We have to win!（我们必须赢！）”一早起来学校里就异常热闹，老师们都拖家带口地来看比赛。有个叫Tito的老师带着他小小的儿子Diego，两个人都长头发，穿着球衣，长得也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特别可爱。听说Tito以前是职业球员，后来因为受伤才不得不中止职业生涯，实在可惜。他一眼看上去像年轻时的马拉多纳，据说球踢得也极好，难怪穿的是10号球衣。

球场在一个咖啡园内。我们十来个人搭乘picop去，把小小后车厢挤得满满的。而Xela城里的学校有25个人，直接开了一辆黄色的校车，比我们阔绰多了。校车司机直接拿了一把猎枪走下车来，我完全惊呆了。他拿着枪一直走到球场的一个角落，然后停下来站在那里不动了，大概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吧，可是看着真是相当瘆人。

后来我有点理解了，因为附近的很多农民都跑来看球赛，他们刚干完农活，每个人手里拿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就站在我们旁边，这情景也实在是有些恐怖。

城里学校虽然比我们有钱，可是他们的球队阵容一看就很不专业，比我们山里的学校差多了。最后我们果然以六比四胜出。至于他们进的那四个球，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守门员个子太矮了……Tito一个人进了三个球，他那些过人什么的技术一看就是专业的，太牛了。更惊人的是我们队里的两员女将Sarah和Meredith踢得比男人还要好，而且跑足90分钟，体力超群。后来我才想起来，美国女足的确是很厉害的。

踢完球后两队人都到我们学校来吃午饭，结果又是吃豆子。我昨天晚饭和今天早饭吃的都是豆子，吃到我真的恶心了。城里学校的学生们也全部都是美国人，他们很小心地坐在我们的厨房和前院里，眼神里带点恐惧，大概是被我们这里的各种虫子和简陋的生活条件惊到了。

下午我和铭基简单地收拾了两个小包就下山进城了。进城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把我们这周拍的一些照片洗出来，送给Elvia一家以及学校里的老师们。我敢担保Tito一定会爱死那张照片，拍摄的是他进球后欣喜若狂地拥抱向他奔来的小小的Diego。

6月12日星期日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我和铭基结婚七周年纪念日。因为人在旅途，我们既没有互赠礼物，也没怎么庆祝。可是我还是有点感慨：居然一眨眼就七年了！我现在总算知道了，“七年之痒”是真的存在的！我们身上晒伤的地方正在一块块地脱皮，痒得不得了……

午饭后我们又乘坐那种一排可以挤八个人的大巴回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新的一周马上又要开始了，走了几个人，又来了几个新面孔，可是也全都是美国人。晚上大家坐在厨房里自我介绍姓名、来历以及来这里学习西班牙语的原因，很多人都是出于帮助说西班牙语的移民或是病人的目的，相比之下我和铭基真是惭愧，因为我们学西班牙语只是单纯为了旅行。Katy介绍自己的时候故意装出一副沉痛的样子：“我来这里是因为……我酗酒……”大家都差点笑昏过去——学校这么偏远封闭，的确与戒酒所、戒毒所颇有相似之处……

我换了一个接待家庭，女主人名叫Victoria，非常热情友善。Victoria四十出头，已经有八个孩子！Victoria家条件虽然也不怎么样，但是女主人持家有方，屋子里井井有条，孩子们的衣服都很干净。晚饭我吃了一种“假肉”，就是吃起来口感有点像肉的豆制品。

写日记时总是有无数虫子疯狂地飞来，以一种自杀式的孤勇狠狠撞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Sarah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写日记，她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6月13日星期一

这周我换了老师，她叫Flor，是我上周的老师Lupita的姐姐。但是我不太喜欢她。她看起来总是很累的样子，总是让我朗读大段的文章，然后自己在一旁走神或发呆。当然我可以理解：她住在Xela，每天六点就要出门乘车来山上的学校，家里有个六个月大的女儿需要照顾，周末还要去大学上学，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半夜……

老师和我活在不一样的世界。就在这次旅行之前，我还重读了那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可是我想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世界根本就不是平的。我的老师在危地马拉应该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可是她从来没有去过危地马拉以外的世界，不知道中国的首都在哪里，不知道股市到底是什么东西。老师甚至从来都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佛教这种宗教。佛教和无神论，不知道哪一个更令她难以接受。老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伦敦时每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话说回来，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责任、交易、欲望、野心……不外如此。可是仅仅就这些词语，我和老师已经有着不同的定义。

新来的美国人中有一个小团体，是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四个女大学生来危地马拉进行暑期社会实践。他们已经在Xela待了几个星期，上午学西班牙语，下午去当地的小学教小朋友学英文。现在在这里也差不多，课余要去旁边的小学教书。听起来自然是很有意义，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身上有点什么不对劲。教授已经在危地马拉做了两、三年项目了，可是西班牙语水平居然还不如我。很难想象一个研究中美洲历史政治的教授居然几乎不懂西班牙语，在我看来这已经近乎一种傲慢了。而那四个女大学生更是对任何事物都毫无热情，满脸无精打采，像是被人胁迫着才来到这里。课余也不学习，总是看英文小说，讨论去哪里买东西和上网。路上有小朋友热情地和她们打招呼，她们也爱搭不理的，非常没有礼貌。

一开始我很疑惑：既然对这种志愿者性质的项目毫无兴趣，为什么还要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可是后来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大概又是把这种经历当成了简历的“装饰品”（CV decoration）。西方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实践和志愿者工作，如果有这种经历（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工作时肯定大加分。我在英国工作时认识不少有类似经历的人，可是背后的真正动机就因人而异了。不过话虽如此，无论动机如何，有行动总比没行动强，何况当地的小学生们的确也有受益。

这里每天都是上午出太阳，然后下一个下午的暴雨。今天又是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以至于窗户上的棚子都掉了一大块下来。“砰”的一声，学校里的狗狗吓得够呛。然后不出所料地，又停电了。

晚饭后有一个社区诊所的工作人员Florencia来做Salud en la Comunidad（社区健康的专题讲座。有些内容很有意思，比如他们最初学习注射的时候，没有实践对象，就给橘子注射；这里的小孩子对一种廉价而不健康的零食“Chicharrones”（炸猪皮）有疯狂的迷恋，吃起来没完没了。诊所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向大家解释这种零食的危害性，甚至当众进行“烧chicharrones”的活动，好像林则徐虎门销烟；因为西药价格昂贵，诊所鼓励大家在房屋周围种植草药，一些简单常见的病症都可以靠这些草药解决；我们问她这里的人们如何避孕，她说因为这里的男人从来不用安全套，所以不想再生孩子的女人们往往偷偷去诊所打避孕针或做手术。

另一个美国男生Robert今天下午才到。晚上讲座时他一问问题，我就忍不住笑了。问问题的角度实在太熟悉了。我悄悄对铭基说：“他肯定是学经济或者金融之类的。”讲座结束后一问，果然是学经济学的。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对我们说了几句中文！原来他学过四年中文。Robert说他最近和他的香港朋友一同旅行，他们试图在途中寻找东方面孔，可是总是遍寻不着。我说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一群欧美游客中，我们常常觉得非常孤独。

今天一整天还是素食，不过我已经不像上周那样疯狂地想吃肉了。我似乎已经适应了山上的生活——素食、蚊虫、暴雨、没有网络、频繁停电…… 之前听起来觉得可怕，可是事实上也没什么大不了。人的弹性和潜力都是无限的，现在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里待上一年也不坏。

对了，我们把周末踢球的照片冲洗出来送给了老师们。他们非常惊喜。

6月14日星期二

学习西班牙语最初只是为了这次旅行，不过经过这段日子的学习，我竟然真的对西班牙语产生了兴趣。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学习语言的确很有帮助，因为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甚至没有人喝酒，所有人都只好一心一意地学习。我能感觉自己在西班牙语上的每一点进步，而每一点进步都令我欣喜万分。我想旅行结束回国以后我还是会继续学习西班牙语的。

今天和老师聊天，聊到为什么这里的村民总是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我说上个星期在Elvia家见到18岁的Fernando成天无所事事，问他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他说根本没有工作可以做。老师说没有工作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大的原因是懒惰。她说其实国内还是有很多工程项目，在乡下找不到工作，完全可以去其他城市寻找建筑工之类的工作。可是很多人根本就懒得去。我觉得大概也是。Victoria的大儿子就在首都危地马拉城工作，每个月寄钱回家。铭基那家的儿子就更勤奋了，因为学习好，他得到了我们这个学校资助的奖学金，可以在周末两天继续上学。可是周一到周五他每天都去Xela的工地工作，每天光是交通就要耗费三、四个小时。不过像他们这样的在这里还是少数。我想到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可是这里的年轻人却总是无所事事地待在村里。

晚上又有讲座，题目是“Fatima的故事”。Fatima是上周接待我的家庭所在的那个村。和这周所在的Nuevo San Jose不同，Fatima是比较新的一个村庄，村民们10年前才来到这里定居。周末在学校做保安工作的Ruben向我们讲述了Fatima的故事。在这里听到的故事总是如此沉重，简直不像是21世纪发生的事，我又不禁想到了《摩托日记》里的段落。时光荏苒，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却好像从未改变过。

Fatima的村民们以前都在同一个咖啡园工作。因为老板（德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后代）还拥有大片的芒果园，于是在收获的季节，咖啡园的工人们被迫去芒果园帮忙采摘芒果。工作量大得惊人，工人们的妻子们需要在凌晨1点起床为他们准备一天的食物，他们则凌晨3点就要上工，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或11点，有时甚至是凌晨1点才回来。工钱是17格查尔一天（1格查尔约等于1港币）。1996年，因为常常超时工作，工人们要求老板付给他们超时工作的工资（增加到22格查尔一天），可是交涉多次无果，工人罢工后，老板居然拿出猎枪来扫射芒果树的树干以恐吓他们。

后来工人中的15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并写了诉状寄到法庭。老板接到法院传单后，决定和这15个人做笔交易。因为聘请律师的费用是15000格查尔，老板说他可以把这15000格查尔给这15个人平分。工人们没有同意，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

老板辞退了这15个人，并诬陷他们是游击队员，还写信给附近的咖啡园主说不要雇用这些人。不仅如此，老板还不让这些人的小孩去咖啡园的学校上学。他还关闭了道路不让生病的人去医院，这直接导致了其中一个工人的去世。咖啡园工人的家庭都共用一个公共水池，可是老板不让工会成员的妻子们去公共水池取水，还关闭教堂不让他们去祷告。老板甚至砍掉了工人们家门口种的果树。工会曾经一度壮大到45个人，可是因为老板私下交易和害怕被指控为游击队员，很多人陆续退出，最后剩下25个人。

到了1999年，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1999年底，300个士兵出现在咖啡园里，带着搜查令，要求搜查工会成员的房间，说他们是游击队员，藏有枪支。还好那天工会的领导骑车去Columba上班（被咖啡园辞退的他们都不得不另找工作），路上看到了士兵，于是立刻去Columba的天主教堂告知此事。在教堂和人权机构的干涉下，搜查中途而止。人权机构进一步调查是谁批准了搜查令，发现批准人是一个法官，而她正是老板的亲戚。而且老板付了两百万格查尔（！）以调动士兵。

到了2001年，老板终于提出解决方案：给4个工会领导每人24000格查尔，其他人每人10000格查尔。因为工会成员的孩子们已经整整5年没有上学，他们被迫接受了这个交易。然而老板的条件之一是他们必须离开咖啡园。在教会的帮助下，他们花10万格查尔买下了现在Fatima所在的这片土地，又以五折的价格建起了18幢房屋（每幢16000格查尔）。因为Fatima就在我们学校的旁边，学校的学生们帮了他们很多忙，比如搬运建筑材料什么的。当时他们没有水，于是学校供给他们水，而且持续了很多年。2007年他们终于自己通了水和电，挖了渠，建了小学、教堂以及一个简单的诊所。可是他们现在的生活也并不如意，大多数人没有固定工作，需要去高地寻找当日零工。

我很好奇这些工会成员们在被辞退的五年中如何维持生计。Ruben说大部分人都靠亲友支援，少数人去了墨西哥的咖啡园工作。他说现在还留在咖啡园的那些人生活更加艰难，4个人一共每天才能赚到30格查尔，所以大家都很后悔当初没有跟他们一起坚持下去。

我真没想到，平日在Fatima看到的朴实的村民们竟都是这么勇敢的斗士。特别是Elvia的丈夫，看起来老实胆小的Jose竟然也是工会的一员。

危地马拉腐败现象严重得惊人，连军队都为富人服务。所以工会其实也拿老板没办法，只因他有大把的钞票可以打通关系，逃避法律责任。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工会成员们搬出咖啡园的两个月后，老板在游泳时淹死了。而老板的姐姐，就是出主意砍掉工人们的果树的那个，也在不久之后因病去世。

记下这些谈话内容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病又犯了。是的，骨子里我大概可以算是“文青”，可是经过这些年工作的“浸淫”，变得对数字极其在意和敏感。所以每次和当地人聊天，我都忍不住详细询问他们各种数字——收入、房租、各种费用……还把这些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简直像个变态。

6月15日星期三

所有新来学校的人们都很快发现在这里根本吃不饱。美国小孩们立刻去Columba买了面包、巧克力酱、花生酱、意大利面和各种零食以备不时之需。很多学生每天都要吃六顿饭，即是每次在当地人家吃完饭之后，还要回到学校自己做一顿饭。我想当地人大概也吃不饱，所以才做很多玉米饼来打发辘辘饥肠。听说这里的男人们每天上工也只带玉米饼和水当作午餐，然而干的却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

危地马拉，来往Xela和西班牙语学校的大巴Xelaju

我很喜欢和Victoria一家聊天。不过说是一家，其实我常见到的也只有她和四个女儿。女儿们的家教都非常好，特别是19岁的大女儿Suma完全就是做老师的材料。她发音非常标准，语速也慢，还常常纠正我的语法错误。她们给我吃的食物其实也都非常简单，可是至少不时有些蔬菜，不是只有面食。她们家的孩子们也都坐在桌前用碗吃饭，不像Elvia家的Blanca和Edo，总是把玉米饼咬了几口就扔在床上，过一会儿又捡起来再吃。我在这个家里感觉自在多了，大概是因为这家人虽然贫穷，可是仍然保持着尊严，不像Elvia家，一切邋遢混乱，好像已经什么都放弃了。

今天老师告诉我令我吃惊的事情：原来她没有结婚！可是她有孩子，而且和伴侣住在一起。原因就太复杂了。我问她：“这在危地马拉不是普遍现象吧？”她说：“当然不是。可是，我爸爸妈妈也从来没有结婚呢。”我都不知该如何反应，这种事在英国相当普遍，可是在危地马拉这绝对是前卫的一家人。

下午又是暴雨如注，而且又停电了。到晚上快10点才来。那之前大家都点蜡烛或是用头灯照明，继续学习。这里个个都是学习狂。

没有电的时候是没有热水可以洗澡的，好在山上天气凉爽，不怎么出汗。我想起刚到危地马拉后去蒂卡尔神庙的那天，凌晨四点半就要出发，结果就在前一晚，我们所住的那个小岛停电停水。天气闷热得要命，没有风扇，还没有水可以洗澡。我们俩还得戴着头灯在凌晨四点收拾背包。日本自行车骑士石田裕辅在《不去会死》中把蒂卡尔神庙列为遗迹的世界第一，可是对我来说，蒂卡尔之行印象最深的却是来回途中整整一车人都散发的可怕的臭味，真是不堪回首……

今天我牙疼了一天。不是曾经在纽约经历过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牙疼，但是也挺难受的。我吃了止痛片，可也没什么用。不知道是上火还是蛀牙，我希望是前者，可是心里有点不祥的预感。旅行中最怕的就是各种病痛。如果是蛀牙的话，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上哪儿去找靠谱的牙医？

6月16日星期四

昨天晚上牙疼到受不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又被脚踝处的奇痒活活“痒”醒了——原来是那种毒蚊子在我脚踝上叮了几个奇丑无比的大包……

我确定我需要去Xela城里看牙医。可是整件事很令人纠结，不知道是否应该今天就去。因为我们明天就将结束两个星期的课程，反正也要回Xela，要不要咬牙忍一忍，等到明天上完课回Xela后再去看牙医呢？可是后来因为担心明天下午到Xela时诊所已经关门，我和铭基商量后决定今天上午只上两个小时的课，然后马上乘车去Xela。

校长好心地给了我一个据说很靠谱的牙医的地址。牙医名叫Carlos，是个爱说爱笑的小个子中年男人。上门前我顾虑重重——那么多专业术语，我有限的西班牙语如何应付？和Carlos握过手后，我很忧虑地说：“对不起，我的西班牙语不好……”没想到Carlos马上笑了，他忽然转用英语说：“没关系，我会说英语呀！”我心头一块大石终于放下，简直想要拥抱他。

危地马拉，西班牙语学校附近村里的小孩子

然而照完X光片后，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临了——牙虫已经蛀到了神经（所以才会那么痛），需要进行我最害怕的root canal（根管治疗）手术。手术需要一个小时，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要赶末班车返回山里。和Carlos商量后，决定今天先做一部分手术，剩下的留待明天再完成。

我的牙齿从外面看真的非常整齐美观，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完全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容易蛀牙。这两个星期我们吃零食什么的的确比以前多，可是我和铭基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他连一颗蛀牙也没有？！Carlos说这个世界就是很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是比别人更容易蛀牙，这是由DNA决定的。他说：“没办法，你只能怪你的父母……”

虽然在旅行中牙齿出问题是件很倒霉的事（而且是在这么不发达的危地马拉！），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遇见Carlos。他不但手艺不错，能说英语，人也风趣健谈。手术中他不停地和我们聊天开玩笑，真的使我放松不少。他也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的私事。Carlos今年42岁，有两个孩子，两年前离婚了。一年前再婚，现在的妻子是他去古巴旅行时认识的，也是个医生。可是因为古巴的对外政策很严格，他们至今还两地分居，需要再过一年才能团聚。而且这期间他的妻子不能来危地马拉，所以他只好频频往古巴跑，过去的一年中一共去了12次！

在危地马拉做根管治疗的手术费用虽然还不到欧美国家的三分之一，但是还是数字不菲。我觉得有点抱歉，可是铭基安慰我说牙齿的问题反正总归都要解决，这个钱总是要付的，在哪里都一样。我想想也的确如此。回学校后我大概可以和Tristen交流一下在危地马拉看医生的经验——他在这里做了绝育手术，我在这里做了牙齿手术，听起来真是有点匪夷所思……

回程我们还是乘坐那辆古老的拥挤的狭窄的一排可以挤八个人的巴士“Xelaju”。其实经过这些日子乘坐Xelaju往返于Xela和山里之间，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拥挤，而且反而对当地人有了更深的敬重。大部分乘客都是当天在Xela打工结束回到山村的家中，因为自己也很疲累，更能理解别人的苦处，所以大家都很自觉地尽量缩小身体，以便让别人也能坐下休息一会儿，彼此之间都很友好，完全没有抱怨。车掌也很勤劳地帮助乘客上下车，辛苦地爬上爬下，把货物放上车顶或是拿下来。因为常常下雨，他们往往是一身的雨水和泥浆。眼前的一切有点古风盎然，是在现代城市里很难见到的景象。

明天是我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按照惯例会举行一个小小的毕业典礼，而我们需要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和表演节目，以展示这些日子西班牙语学习的成果。这事儿真让人头疼，尤其是因为去城里看牙耽搁了很多时间，没办法准备得那么充分。可我们也不愿意马虎了事，所以晚上一直在练习演讲和唱歌。我们打算唱一首著名的西班牙语老歌“La historia de un amor”（《爱的故事》）。铭基弹吉他，我唱歌。说起来还要感谢李宇春同学，如果不是她当年在超女舞台上唱过这首歌的中文版《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孤陋寡闻的我们也不会有兴趣去寻找这首歌的西班牙原唱。

牙已经不疼了，但是我觉得上面的一颗牙好像也有点问题，真是悲剧。我打算明天去让Carlos再照个X光。

6月17日星期五

为了赶回Xela城里做手术，我们决定上午课程结束后不吃午饭就收拾东西回城。所以今天的早饭是我在Victoria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大女儿Suma告诉我今天是危地马拉的父亲节。我问她：“那你们怎么庆祝呢？”她很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没有钱，所以没办法好好庆祝，只能在清晨时分爸爸上工之前，所有的孩子们聚在一起为爸爸唱一首歌。我听了很感动可是也很心酸。

上课的时候和老师聊天。我问她来这里当老师之前是从事什么职业。她的回答令我吃惊，原来她以前是在鞋店卖鞋的！现在当老师其实收入也不多，但比起卖鞋来还是好一些。她说这个学校只有在五月到八月之间才常常满员，其他的时间里学生都不多。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学生人数急剧减少，有时一个星期也只有一个学生。老师们只好轮流来上课，没有学生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收入的。而没有生源这件事对当地村民的影响就更大了：学校付给当地家庭用以招待学生的费用是每个学生每顿饭15格查尔，招待学生一个星期的收入够一个家庭的十几个人生活两个星期。可是当地的几十家人本来就是轮流招待学生的，每个家庭每隔三个星期才能轮到一次……

毕业典礼于课间在学校前廊进行。这个星期只有我和铭基两个人毕业，可是观众却相当不少。我们感谢了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也谈到中国人和危地马拉人之间的缺乏了解，告诉大家我们会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危地马拉，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来到这个学校，在学习西班牙语的同时也了解和帮助当地的人民。如果不同地方的人们之间能够多一点交流和沟通，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之后的唱歌也还凑合，尤其是在没有什么时间练习的情况下。我因为紧张声音有点发颤，不过铭基的吉他好像没有弹错音……

收拾行囊的时候我心情复杂，既觉得轻松又有些不舍。这里没有任何娱乐场所，连散步都因为频繁的大雨而无法进行；被蚊虫咬得满身都是包；早晚天气很冷，洗澡又只有一点点热水，以至于我自暴自弃，三天没有用肥皂。此刻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找一家像样的旅店好好洗个热水澡……可是我也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会常常怀念这里，怀念和这里的人们共度的两个星期，怀念人与人之间朴素而真挚的情谊，怀念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赛跑的情景，怀念学校里温馨的小厨房，怀念同学们在停电的夜里点着蜡烛一起学习的执着，怀念Tristen、Katy和Sarah的吉他与歌声，怀念picop卡车，甚至怀念那些粗糙的面团和玉米饼……

我们肯定还会怀念学校里不知廉耻的三只狗：Compa、Cabi和Buster。临走前我们抱着它们的头“狠狠”地“揉搓”了一番。它们很久没有洗澡，又总爱去外面草地泥地里打滚，全身都散发着臭味。可是我想哪里都找不到像它们那么粘人那么友好又那么不要脸的狗了。

我知道，有些当时看来不起眼的小事，也许反而会长久扎根在记忆里。

回到Xela，在旅店放下行李，我们马上就去Carlos的诊所做手术。照了X光之后，Carlos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上面那颗牙也需要做手术，好消息是这个手术比下面那颗牙的小得多，也便宜得多。唉……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旅行前几个月我已经去伦敦的牙医处洗过牙，可是当时那个牙医居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简直是玩忽职守。

两个手术一共进行了两个半小时，途中Carlos也累得够呛，不时停下来擦擦汗，休息一会儿。Carlos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在危地马拉肯定算是相当先进的，可是我几年前在纽约工作时也接受过根管治疗手术，相比之下前者就太寒酸了。尤其是当Carlos让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忽然把一根燃烧着的火柴放进我口里的时候，我的确有些惊恐——这真的不是什么原始巫术吗？

到底为什么会来到危地马拉做牙齿手术啊啊啊啊啊？！我像案板上的肉一样躺在那里，心中惊疑不定，又觉得自己的处境实在搞笑，竟忍不住笑出声来——Carlos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在危地马拉有那么多的穷人，牙齿出问题时怎么办呢？我问他：“如果当地人没有钱来私人诊所做这么贵的根管治疗手术，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吗？比如去公立医院的牙科什么的……”Carlos摇着头做了个决绝的手势：“没办法。只能拔掉。”

危地马拉，参与足球友谊赛的老师和同学们

通过Carlos，我依稀看到了危地马拉的另一面，与我在过去两周内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牙医是高收入的行业，Carlos在此地绝对至少是中产水平。他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不用像Fatima的村民们那样背着柴火在大雨中走长长的山路，不用给孩子们穿别人不要的旧衣服……他的诊所里摆满了他收藏的玩具汽车模型，他可以一年去12次古巴看望妻子，他在诊所里用笔记本电脑上facebook和skype，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见多识广，视野开阔，可以用英文和我们聊关于美国、法国、古巴、中国、日本、甚至朝鲜的各种话题……

和Carlos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世界是平的。可是我也知道，就在这个诊所的百米之外，世界已然出现了断层。那些有趣的对话，那些别致的爱好，那些丰富的感情，全都一一坠落到深邃的谷底。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平面上，只有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和破败郊区的月亮。如果此刻有一只鸟在空中俯瞰下面的人类，它是否也能看清命运的构造？我的确相信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既然能做到的只有极少数的人，你不得不承认这也还是需要某种运气。我想所谓命运，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大概就是杯子是什么形状，水就是什么形状。这种说法太悲观太不励志，可这才是事实。

记得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借马可之口说：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我想这里所说的“少”和“多”并非专指物质，更确切地说是指哲学意义上的人生的可能性。在山里的两周我看到他们生活的一个瞬间，或者是一生，而这一生或是一瞬间本来完全可能是属于我的。如果不是命运的操纵，那个背着柴火在雨中行走的女人很可能就是我自己。这是我不曾拥有也大概永远不会拥有的人生，可是我情愿不要这样的可能性。

作家史铁生曾经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好运设计》，大意是说要是今生遗憾太多，在背运的当儿，不妨随心所欲地设计一下自己的来世。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最好是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好么？当然好！

可是这么好的位置在哪儿呢？

在下辈子。在来世。

我喜欢历史、文化和民俗多过自然风光，

因此玛雅人占全国人口60%(为美洲之最)的

危地马拉对我来说比中美洲的其它国家更为吸引

——那里的玛雅文化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