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双职工家庭的小朋友，上幼儿园是接触外界最常规的第一步。我的父母和表姐堂姐们，小时候上的都是计委大院的幼儿园，唯独我因为没有户口，上不了。爸爸妈妈生怕我脱离同龄的孩子，性格会受影响，费了好大劲，为我联系到了东城区的一家幼儿园。于是，2岁生日没过多久，我就被爸爸妈妈送到了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

据说当时爸爸望着幼儿园操场上光秃秃的假山、寥寥的几件游乐设施，想到随后的几年我就要在这里度过了，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这里的硬件条件比计委幼儿园差了好多，而且计委幼儿园就在家门口，一步的距离，他却没有能力把自己心爱的小闺女送进去。

不过我显然要比爸爸更难过一百倍、一千倍。在散发着陌生气息的大房子里，我哭着追赶屋外的爸爸妈妈，隔着一扇扇的大玻璃窗，从房间西头追到东头。他们在外面一边走，一边还笑着跟我打招呼，很快就走出我的视线范围，消失了。我就这样被抛弃了。我怎么也不明白，说什么都不懂，他们为什么就不要我了？我哭哇，哭哇，心都灰暗了，却没注意到爸爸眼中的不舍和妈妈眼角的泪花。

幼儿园的床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一连几夜，我都是撅着屁股跪在床上睡的，不肯躺下来。几天以后，爸爸妈妈来接我，我别过脸去，不肯看他俩。他们在我身边张着双臂，像老母鸡呼唤小鸡一样地呼唤我：“萌萌，萌萌，来啊，来爸爸这里，来妈妈这里！”终于，我扭头看着别处，用奇怪的姿势侧着身子，满腹委屈地挪到他们的“翅膀”下面，哭哭啼啼地抽泣起来。

听小班的奶奶说，我连着几天都是跪在床上趴在自己的膝盖上睡的，妈妈流泪了。但这一次她和爸爸的心都前所未有的硬，流泪之后，到了第二个星期，我又被送进了幼儿园。

我的悲痛、愤怒和彷徨没持续多久，随着对新环境迅速的熟悉，它们就像跳进草丛的小蚂蚱一样，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和小朋友们挤在一起玩过家家，品尝各自的鼻屎牛儿……其实小朋友们长得不像外星人那么丑，阿姨们也并不像格格巫那么凶，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挺亲切和蔼的。

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坐在教室里等待爸爸和妈妈的身影出现，这依然是我最幸福的时光；但是在幼儿园的日子也不再难熬了，而是另有一番趣味。

爸爸妈妈带我去北海。

爸爸负责拍照，妈妈扶我坐在玉渊潭公园里的十二生肖石像上。

1978年，爸爸妈妈在桂林旅游，“旅游”这个词在当时非常时尚，属于“小小众”行为。这一年，人们的衣着仍十分保守，桂林大街上只有妈妈一个人穿裙子，特别扎眼，爸爸说他当时看到妈妈的感觉是“夺目耀眼”。

幼年的眉眉和襁褓中的我。
危险的一百米

今天城里的学校，每到快放学时都会挤满了前来“接驾”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再加上一辆比一辆高级的小轿车，每每把校门口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俨然是小皇帝、小公主批量生产的时代来临。我同事的女儿，直到初三还每天都需要妈妈去接。但据说这也是迫不得已，现在的孩子，直到高中都有人贩子盯着。如今80后的独生子们也开始当爸爸妈妈了，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三个家庭才只有一个宝贝，万一有个闪失，谁受得了？没办法，为了孩子的安全，不防一万只防万一，家长只能天天接送。

和现在的孩子们相比，我们这代人上幼儿园、上学的经历，似乎可以用“惊心动魄险况迭出”来描述也不为过。

记得那时，每个星期一，妈妈带我搭他们单位的班车上幼儿园。我的幼儿园，是隐藏在小区楼群中间的，而班车只能停在小区外的大街边上。每次从班车上下来，我都会摇摇摆摆地穿过一个黑乎乎的高高的楼门洞，再连跑带颠地往前走七八十米，然后拐一个90度的直角，这时能看见幼儿园绿色的大门向我招手，但革命还没成功哪，我还要沿着种满连翘和冬青树的小街，再往前跑上小一百米，才能来到幼儿园大门前。而在班车上，妈妈的视线只能看到拐角那里。

班车送员工上班是有“点儿”的，如果妈妈能把我送到拐角，再看着我进到幼儿园，那样最好，但时间就来不及了。所以往往是妈妈送我下车，看着我走到拐角就返身上车了。那时我还不到3岁，妈妈每次都要不停地叮嘱我，要我过了拐角就快快跑，不然会遇到坏人。妈妈那么认真，使得我每次离开她跑向幼儿园的大门之前都又紧张又激动，就好像在进行一场冒险，后面随时会有坏人追上来一样。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几年里，每次妈妈的心都一路紧紧揪着，一进办公室就会马上给幼儿园打电话，确认我已经平安地进教室了，她才会放下心来。

其实还真不是妈妈胆子大，她也非常无奈，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了。那时候，北京市里没有那么多的公共汽车线路，也没有出租车可以选择；如果妈妈下班车送我去幼儿园，她就无法准时上班了。而爸爸教书的学校在通县，和妈妈的单位、我的幼儿园在相反的方向，坐火车还要一个多小时呢。我小时候，爸爸常年都是早上5点起床上班，就更不可能送我上幼儿园了。因此妈妈才会贸然使用这个“莽撞”的方法，让我在2岁多就开始独自一人走一条一百来米的路去上幼儿园。

我小时候，吃的东西都很简单，穿的、用的更是远远不如现在的华丽丰富。听说当时社会风气并不算好，还带有一些“文革”遗风，最典型的，比如说，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恶劣啦，乘公交车乱挤乱抢啦，环境“脏、乱、差”啦等；相比而言，现在的文明程度真的提高了不少。不过，那时也有一点儿好处：世界上最丑陋的罪行——拐卖儿童还没有兴起来。今天回想起那危险的一百米，只能说，一来我当时运气不错，没遇到坏人；二来当时“拐人”还属于新型犯罪方式，大多数坏人还没想到用这一方法赚钱哪。

直到今天，妈妈偶尔提及这件事，都会按着胸脯说：“真是后怕啊，我真是个傻大胆，万一当时萌萌被坏人拐走了，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悲剧了。”

从拐角到幼儿园，在妈妈心里，这是多么漫长的一百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