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奶奶和她后来的老伴“好爷爷”一起生活。“好爷爷”其实姓郝，但我当时不知道，还以为是他人特别好的缘故。老两口的院子里种着好爷爷的竹子、奶奶的金银花和伯伯栽培的石榴树。奶奶每天早上在竹子下做晨操，好爷爷就怡然自得地在阳台上看报纸；奶奶画国画，好爷爷就给她题字，夕阳红的生活其乐融融。

好爷爷最让家里的孩子感到骄傲的地方，就是他长得很像周总理。我有时候会把奶奶和他的照片带到学校给同学看，故意问：“你看这位爷爷像谁？”同学惊叫：“这不是周总理吗？”我的小伎俩得逞，顿时百分之一百二十地“跩”起来，扬扬得意地大声纠正道：“不是，他是我‘好爷爷’！”好爷爷很喜欢我，我给他唱歌，他耳背听不清楚，我就凑到他耳边唱，好爷爷就一边听一边给我打拍子。有一次我任性地说想要几根竹子“骑竹马”，好爷爷听了，拿起锯子就要进院给我锯竹子，慌得爸爸妈妈一起扑过去才把他拦住。

可惜，这么好的好爷爷，在我10岁那年却患病住进了医院。爸爸妈妈买了当时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昂贵点心“康莱蛋酥卷”去看他。回来之后给我讲，好爷爷精神头儿还不错，还知道跟奶奶斗嘴。他胃口不好不想吃东西，奶奶就说：“你要是不吃饭，我就回家。”好爷爷赶紧说：“你要是回家，我就不吃饭。”逗得爸妈直笑。

好爷爷的乐观和奶奶的精心照顾，并没能阻止病魔的脚步，几个月以后，好爷爷去世了。爸爸妈妈不放心奶奶一个人，决定带着我搬过去跟她一起住。奶奶住在计委大院附近的一个小区里，与姥姥姥爷家非常近，但离我们现在住的北外这边就远了，自然，我需要转学。

在爸爸妈妈和奶奶来看，我转学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将要转去的中古友谊小学是一所不错的学校，师资力量和生源都比较强大。连班主任鲍老师都觉得我转学是好事。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有些突然，也有一点儿残酷。我的母校魏公村小学，它在我的童年中，占据了太多太多的回忆。从6岁开始，我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和班里的老师、同学一起度过的：放学后戴上老花镜给我缝扣子的班主任鲍老师，我的好朋友、比动画片里的公主还要漂亮却被男生称作“小母老虎”的黄雅璐，家里养了两只波斯猫的史伟明，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大辫子姑娘李香，哭起来比我唱歌还要好听的金嗓子小妞儿林娜，很黏我的小机灵豆邓菲儿，跟我一起积攒漂亮橡皮的赵艳博，总是乐呵呵的小胖子李栋，经常被黄雅璐打得四处逃窜的学习委员李雷，还有曾悄悄把迟到的我放进来的门卫王大爷，永远在校门口迎接我们的大柳树……这些朝夕相处了四年半的朋友，现在却要跟他们说再见了。鲍老师在班里宣布了我要转学的消息，同学们纷纷送给我贺卡留念。回到家，翻着厚厚的贺卡，仔细看着上面一段段临别赠语，我惆怅得掉了几滴眼泪。（程刚已经在四年级的时候搬家转学了。）

童年的北外小花园，松柏被夏天的大太阳烤出香味儿，海棠、杨柳郁郁葱葱。妈妈打的小花伞，是某一次突然下雨的时候，爸爸临时在躲雨的公立商店里买的，因为15元的天价还被妈妈吐槽过。

有一天发现爸爸妈妈把我画的画儿都挂到屋子里了，就像一面面小彩旗，太神气了！他们说我画得“有灵气”。那些画儿在11岁搬家时丢了，爸妈直到今天还常说可惜，“萌萌当年画得多有灵气啊！虽说丑怪丑怪的。”

七岁那年的冬天，发呆。

爸爸也过来跟我一起看，大多数同学写的都是“友谊长存”“永远是好朋友”“不要忘了我啊，你一辈子的朋友”。爸爸看后轻轻笑起来，拍了拍我的后背。“真是孩子啊……”我听见爸爸喃喃地说。

后来我听爸爸讲，他在小学曾经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五年级的时候对方举家搬到广州去了。当时四爷爷到北京来开会，顺便来看奶奶，看见那个男孩儿给爸爸的贺卡上写着“我们的友谊会像松柏那样万年常青”便哈哈大笑起来，跟爸爸说：“松柏是多长寿啊，一万年是多长久啊，人才能活几年，友谊万年常青？难啊。”10岁的爸爸很恼火，气鼓鼓地大声反驳他，但四爷爷只是笑。后来果然像四爷爷说的一样，爸爸很快又交到了新的好朋友，跟旧时小友联系逐渐淡了……爸爸跟我说，我转学之后会交到新的朋友，现在的同学们也会马上习惯班里没有我的日子，生活就是这样的，回忆确实美好，朋友之间也总会有所牵挂，但是离别的伤感很快就会消失不见。

我仔细地听爸爸说着，一直听到心里，但是却无法消化。他讲的我似乎都明白，但我却依然难过。在魏公村小学的最后一个寒假很快过完了，春节过后，我把养了很久的大蜗牛送给邻居，又去北外溜达了两圈，然后就和爸爸妈妈离开了生活八年的小家，去奶奶家住了。

后来我在新的小学果然过得很快乐，交到很多好朋友，有些现在还有联系。而我们和奶奶，则一直生活了20多年，奶奶今年将103岁了，依然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又健康又精神，每天悠闲地安享着她晚年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