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竹”听来颇有婉约绵软的柔美感，但是“九龙镇”就给人一种动物凶猛、仗义豪迈的大气魄——颇似我奶奶多面化的性格：温和、执着，有时又很急躁。潇洒仗义的奶奶是川妹子，疑似是袍哥的后代。奶奶出生于1911辛亥年的中秋，四川省绵竹县九龙镇，是家里的九妹。全家9亩地，后因家道败落卖掉；她9岁丧父。在一系列与“9”这个数字不可名状的因缘交错之后，命运躲在悲剧的外衣下，首次向奶奶展开笑脸。

奶奶诞生的家庭，刚开始在当地还算是排得上号。小时候，家里有水田和竹林，除了种地之外还有水碾子，能够靠给人碾米收些钱。但是清末民初，世道越发江河日下。在她儿时的记忆中，家里还遭遇过“毛壳子”（土匪）。奶奶给我和眉眉讲过：那个夜晚，突然一堆很凶的蒙面人破门而入，小孩子们吓得满屋乱窜，奶奶带着小妹妹先是躲到床底下，后来觉得不安全，两人又钻到后院的竹子里……结果根本没人理她俩，因为人家的目标是家里的男丁。土匪绑架了她父亲和她四哥，借机收了家里一大笔赎金。

虽然是所谓的“大户”，家里的生活依然是比较艰苦的：小孩儿经常吃不饱饭，除了过年，饭桌上很难得看到肉。而且奶奶的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不让女孩子念书，在他去世之前，奶奶连一天学都没上过。这位老爷子后来又抽上了大烟，不但费钱，身体也毁了，干不了活儿，再加上家里孩子多，还有后来的土匪事件，家慢慢就败落了。

奶奶9岁那年，父亲去世，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四哥（也就是我四爷爷）变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他做主把两位妹妹——我奶奶和老十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小学毕业后，奶奶曾经在绵阳县（现在已改为市）读过两年师范学校。从绵竹到绵阳有二百余里路，其间还要乘舟过涪江。想象当年，十五六岁的奶奶乘一叶扁舟，孤身顺江漂往求学圣土，她身穿素色粗布女学生裙，乌黑浓密的长发随江风飞舞，真是浪漫与气魄兼备的一番旧日时光。

不过情调归情调，奶奶的学习生涯肯定是寂寞而艰苦的。她们学校在一座高山顶上，周围用篱笆围着。从开学到放假，长达四五个月的时间不准出门下山，完全封闭式管理，生活相当艰苦。但奶奶非常珍惜这迟来的受教育的机会。奶奶的小妹比她聪明伶俐许多，功课轻轻松松考高分。奶奶虽然没有那么聪明，但特别知道刻苦，一路踏踏实实念下来，以优等成绩从师范毕业。回乡后，受聘去绵竹最好的学校——绵竹女校当音体美的老师，成了正式的政府教员。奶奶的教员生活挺充实，带着学生打篮球、弹风琴，年年被学校续聘。说起来，她当时还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支柱，可真是个有出息、能干又顾家的好妹子。

被编入了国家体制内，工作受尊重，工资又高，按理说，奶奶下一步应该是找个好人就嫁了吧。但生命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个最为乖巧恭顺的个体，却偏偏时常会在关键环节跳脱出大框架之外，沿着另一条细流义无反顾地游走。已经过了双十年华的奶奶，思春期迟迟未来，倒是一心想着在学习上能有进一步的深造。

而民族和血统的神奇之处，则在于每当强敌来袭、家国危亡之际，原本一盘散沙内耗严重的各色人等，就会陆续从每一个角落冒出来，紧紧团结在一起，奏出汹涌浩大、响彻天际的英雄儿女之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宣告日本侵华战争开始，随后的几年里，民众的抗敌情绪越来越澎湃，并逐渐影响到四川这种比较偏远的地方。像奶奶这样的年轻人也开始时常议论绝不能当亡国奴的话题，成天想着怎样为国捐躯，怎样上前线去打日本。她不愿安居一隅，而是希望能为国家多做点儿事情。

当时四爷爷已经离开家很多年了，家里人不知道他具体在何方，只模糊听说他在外面做大事。有一天，奶奶收到了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兄长兼偶像的来信，信里说远方有一所不要钱的学校，学习后就可以上前方打日本，问她是否愿意去。奶奶当然愿意，欣然背着包裹上路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奶奶从绵竹出发，伙同一批进步青年，断断续续地向神秘的远方走去。这些人里有的是各种爱国组织的人，有的是小生意人，还有个和尚（假和尚，地下党员），另外也有奶奶这样不知道终点为何处的“进步群众”。他们时而沿路坐那种简陋的、背后烧锅炉的汽车，时而走路。遇到大雨时就住客栈，一住好几天。奶奶膝关节受了点儿伤，走不快，跋涉了将近一个月之后，才终于在接头人的指示下，来到了这段旅程的第一个大本营：西安。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我四爷爷是地下党，他所说的“远方不花钱的大学”指的是延安根据地的学校。

奶奶真的非常幸运，被四爷爷带着参加革命的时候，正赶上抗战正式爆发后国共合作的“蜜月期”。那是漫长的几十年中两党最友好的一个短暂时期，国民党松了松口，延安方面也开了个口。像奶奶这样的爱国青年，只要简单提交一下申请资料（介绍信），就可以从西安被放行进入延安。不久之后，随着两党关系的恶化，这种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想投奔延安？禁止！延安与外界的交汇口，就像后来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一样，被国民党封禁了，想闯关偷渡要冒极大的风险。奶奶当时并不知道这么多，她在接头人的指点下提交了申请（介绍信），高高兴兴地进了延安。

四爷爷跟奶奶说的那个“大学”，指的是延安各个学校。奶奶先是到陕北公学，经短期培训毕业后，又到后来被称为“通往圣地的加油站”的安吴堡青训班。青训班的领导人之一是胡耀邦，嗯，就是后来20世纪80年代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没错。当时他岁数小、级别高，属于“老资格的年轻人”。因为奶奶以前是音体美老师，算是搞文艺的，所以青训班毕业时，胡耀邦同志把她介绍到后来闻名遐迩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入校须考试，考官让奶奶唱一首歌，奶奶拉开嗓子，川妹子的高音响彻天际，当即通过。当时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冼星海刚刚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正在鲁艺组织排演，需要会唱歌的女学员。顺理成章地，奶奶成了冼星海的第一批弟子。“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奶奶跟新认识的兄弟姐妹一起，在老师冼星海的带领下，在骄阳似火、土豆又肥又大的延安，度过了她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并认识了爷爷。

让爷爷这位传奇老头儿来个闪亮登场吧。我爷爷，其父为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负责江阴地区的党组织活动，曾创办“念桥小学”，口碑甚好。因病早逝后，葬礼来了几千人，差点儿引发暴动。爷爷和他的兄弟们在少年丧父的贫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中成长，陆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快打进来之前，爷爷跟一帮热血青年一起参加了抗日青年剧社，宣传抗日。剧社里有一位比大家年长三四岁的大姐，其实是暗藏的共产党员，在她的引导下，后来爷爷和一部分同学投奔延安，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奶奶刚进鲁艺的时候，爷爷在学校教务科搞行政，能力甚强，很得校长周扬的器重。爷爷热爱读书，喜欢理论，有着风度翩翩的气质、才华横溢的天赋、蓬勃张扬的热力，这一切都让奶奶那颗在男女关系上从没开过窍的心，荡漾起一波波春的涟漪。

上天用一种过于悲伤而沉重的方式，告诉奶奶她的心意并非单相思——奶奶收到老家的来信，信上通知了奶奶的母亲去世的消息，奶奶看完信之后便晕倒了。病中的奶奶得到爷爷鞍前马后的精心照顾，两人的窗户纸捅破了。不久之后，这对甜蜜的恋人在延安举行了婚礼，却没想到新婚宴尔之际，更加沉重的打击降临到他俩身上。

1942年，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开始了，整个延安跟高层沾点儿边的干部多数都遭到了审查。而当年引导爷爷入党的那位大姐被定为“托派”，跟她有关的人，比如爷爷，都“沾光”被隔离审查了。爷爷这个人，外表儒雅，内心善良，但骨子里却极具批判精神且无比倔强，用诸葛亮的识人宝鉴一照，他恐怕要归于“有反骨”的那批异类（其实就是有独立见解）。没人知道他被审查后的具体情况，但可以想见，他没按着上级的希望进行“由衷的反省”——因为他一直被关着没放出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场运动强行扭转了无数人的天性。泼辣直爽的著名作家丁玲曾在“痛改前非”之后，公开痛斥王实味“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奶奶只是一个温厚老实的小干部，没有深厚的背景，没有过人的才华，但偏就是她，却让上面派下来劝她“回头是岸”的领导们频频遭遇滑铁卢。语重心长的领导、和蔼可亲的大姐……不管来人何许，不管多么苦口婆心，奶奶都坚决不同意和爷爷离婚——哪怕他已经被内定为可恶的内部敌人，哪怕他随时可能被拉出去秘密枪决。奶奶的工作当然为此大受影响，她被发配去根据地的幼儿园看管孩子，浪费了好几年青春岁月。

西方墨菲定律有云：当一面涂着果酱、一面干净的面包片落到地上时，先着地的肯定是涂了果酱的那一面。即“事情向来只有更坏，没有最坏”。虽然爷爷身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根据地，但墨菲定律还是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了。1943年7月，传言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党内紧急圈定出六个内部敌人，规定如果胡宗南攻过来的话，这几个人必须枪毙。是的，有爷爷，还有这场运动中著名的冤假错案主角王实味。

这里要简介一下这个历史大事，因为它“与我有关”。

国民党要进攻延安，这消息说是“传言”，其实是真的。当时胡宗南已制订了详尽的绝密计划准备突袭延安。延安危在旦夕。如果国民党不管不顾打了再说，让生米煮成熟饭，那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不料，千算万算算不到身边，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我党的地下党员熊向晖把这份绝密计划及时报给了党中央。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延安方面使了一着险棋：朱德总司令给胡宗南发了一份明电，准确描述了胡的“闪击计划”。与此同时，驻重庆的我党代表董必武把朱德电报挨个儿递交给美、英、苏各大使馆，国民党一下子陷入了不顾大局、兄弟阋墙、破坏抗战的窘境。“闪击”之事只好作罢。

胡宗南既没进攻延安，爷爷也就幸免于难。

我真是以崇敬的心情感谢那位大智大勇的密战英雄，感谢那位伟大的先辈。因为，如果爷爷的生命早早地结束于一场冤案，也就没有爸爸了，自然也不会有我。这算是大事件中的微澜吧。

爷爷是幸运的。随着抗战胜利的日子越来越近，组织上需要大批干部去各地工作，于是一大批像爷爷这样在整风时期被关押的干部就被放出来了。一开始组织上说让他们“戴罪立功”，其实没人真有什么“罪”，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倒霉的是王实味同志，他后来真的被处决了。他的“五人反党集团”直到1991年才被平反。

恢复自由之后，爷爷去奶奶工作的地方找她，那时两人距新婚后失去联系已经有三年了，相对不免感慨万千。那一夜，两人坐在黄土高原上，细话着那些年的光景，一直聊到天空泛起鱼肚白。

如果故事在这个时刻结束……我真希望故事就在这个时刻结束，如此，它将是一首可歌可泣的爱情之歌，是患难见真情的绝好演绎。可惜啊，历史从来不曾停止前行的脚步。

爷爷被释放后，在延安俄文学校工作，任职办公厅主任。抗日胜利后，组织上要他去东北工作。奶奶的膝关节伤病又发作了，无法长途急行军，因此不愿意走那么远。爷爷就打报告，结果组织同意爷爷不去东北，就让他随着部队去了山西。从1945年到1949年，夫妻俩跟随部队陆续去过山西的兴县、岚县、崞县，内蒙的集宁。其间，爷爷做过有关地方的临时县办公室主任、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而奶奶到每个地方都是在我党办的学校工作，像扶轮小学（铁路子弟学校）、贺龙小学、试验学校、（续）范亭小学……在这期间，伯伯和爸爸两个孩子相继诞生，奶奶又把爷爷的母亲接过来全家一起生活，小家庭一度其乐融融。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去北京报到时，被延安俄文学校的老同事们热情地挽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央俄文编译局里成为核心领导之一。工作地点是马连良的私人家宅，环境异常美好，有藤萝、走廊、假山、水池，五六个院子连着，一派老北京和谐别致的旧日风光。

在这美丽的回廊、鱼缸、石榴树旁，对于奶奶来说十分不美好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女士——也是从延安来的中年女干部，向爷爷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如今两位当事人都已经作古，具体经过已经没人知道了，只能从老一辈人零星的话语中得知，这位年龄相貌、婚育史都不占优势的女士主要打的是“博取同情”牌。粗心的奶奶当时被调入了北京市地政局，正风风火火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中，浑然不觉有强敌正在不顾一切地挖墙脚。奶奶对她和爷爷之间的感情太自信了，对手在暗处，而且攻势猛烈、耐心十足。终于，曾经坚不可摧的高墙出现了缝隙。在某一次出差的时候，一个“革命意志衰退”的英俊首长，与一位久旱逢甘露的幽怨女同志，发展出了不同寻常的友谊。

后来的事情就很俗套了，无非是第三方逼婚，男方提出离婚，女方努力挽留未果……其实公平地讲，从这个离婚事件中，依然能看出爷爷的品性并不恶俗。要知道当时刚解放，大城市里掀起抛妻热潮，干部们纷纷抛弃原配，另娶年轻貌美的城里人、大学生；而爷爷却是在“同情”和“真爱”的双重咒语下，抛弃深爱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重新选择了一个已经育有两子、相貌平平、没有特别背景的女士为伴侣，并为此身败名裂、半生郁郁不得志。我们用市侩的眼光来看，可以说爷爷是个大傻瓜，做了恶人又不落好。当然爷爷从来不是为了“落好”才费那么大力气进行这场无比失败的家庭重组的。他的事我们不多提了，还是从奶奶的角度继续说吧。奶奶曾以为她对爷爷的情深意重，能在两人的关系中筑起一道坚固的桥梁，没想到外敌来袭时，豆腐渣工程在她眼前稀里哗啦碎了一地。没办法，放手吧，从此以后带着两个孩子，独自在偌大却无一亲人的异乡北京生活吧。但是心里的伤疤啊，却始终没能消除，那曾经柔软温和的灵魂，磨砺得逐年粗犷起来。

奶奶变了，曾经在延安鲁艺以“脾气好”“憨厚”著称的快乐傻大姐，变成了性格急躁的中年女子，会在单位里大声训斥下属，会怒气冲冲地追打调皮捣蛋的儿子，也会在夜深人静加完班回家之后，对着孤寂的窗棂和睡熟的孩子偷偷地掉眼泪。但她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却从来未曾改变过。

虽然一个人带着幼小的爸爸和伯伯，同时还要紧张工作，生活相当不易，但奶奶始终仗义助人，对工作充满干劲儿。20世纪50年代，奶奶在北京市某区的房管所当所长，有一年夏天，连续下了一天一夜的瓢泼大雨，奶奶带领干部和工人深更半夜挨家挨户抢修危房漏房，亲自蹬梯子上房盖苫布，“战斗”到清晨雨小了才回机关。路上见街上漂满了西瓜，是小贩的瓜摊被大雨冲了。她又领着大家帮老百姓“捉西瓜”，将一个个西瓜捉拿归案送还小贩，才“得胜回朝”。结果她累得病倒了，卧床休息了好几天。

奶奶虽然是单亲母亲，但也像很多干部家庭一样，积极帮助老家的乡亲。20世纪60年代，她陆续收养了老家的两个女孩儿，伯伯和爸爸又多了一个姐姐和一个侄女，家里很是热闹。后来奶奶收养的小女孩——我的燕子姐姐，还考上了北大。

当“文革”狂风暴雨的最初两年过后，对一些被“打倒的”“犯错误”的领导，政策有所缓解，一些被从自己的住宅赶出来的干部，在回京后无家可归。当时房管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老干部中只有奶奶等少数没怎么受运动冲击的人还能做些实事。奶奶很同情那些曾经身居高位的落难干部，虽然跟她没什么关系，她却不辞劳苦地一趟趟为他们落实政策，为他们雪中送炭，陆续帮一些遭受打击的人弄到了栖息之所。这些人里，其中有一部分后来翻了身，也就淡出奶奶的世界，从此两相不往来了。但奶奶每次提起她为他们挺身而出、积极奔走的那段历史时，都非常开心，笑得嘎嘎嘎的。奶奶就是这样一个人，见不得别人受冤受苦，总是上赶着挺身而出去尽自己那一份绵薄之力。忙帮上了，她就开心了。至于被帮的人是什么反应，她并不在意。

奶奶始终热爱艺术。离休以后，她积极组织单位其他离退休人员成立了“夕阳红艺术团”，带着大家扭秧歌、唱歌、演小品。我曾在她的相册里看见他们“艺术团”给国家主席表演舞蹈的照片，跟爸爸讲，他还不信呢！估计这事儿奶奶没跟家里人提过。奶奶跳秧歌坚持到八十四五岁，我高中的时候她还偶尔去公园跳上一把。奶奶从78岁开始学习水墨画，专攻写意派的梅花、牡丹。她在画画方面不像唱歌那么有灵气，我小时候她画得还挺一般的，但奶奶的特点就是锲而不舍，认准了绘画艺术她就始终坚持，再加上大院里对奶奶这些老人很上心，为他们请的老师水平都很高，于是只见奶奶的画画水平，像雨后的春笋似的一节一节地逐年拔高，越来越见功力。后来奶奶的画曾在中山公园大堂展出，也曾与其他业余画家的作品结集出版。而在亲戚朋友圈里，奶奶的画名更大，谁结婚、搬新房都要管奶奶讨要一幅画：“家里挂百岁老人的亲笔国画，吉利！”奶奶则是来者不拒，甭管是大萌子的同学的亲戚，还是萌妈的同事的朋友，总是有求必应。戴着金丝眼镜，在洒满阳光的窗台下，慢慢将宣纸铺满大桌，不疾不徐地一笔一笔画出美丽的梅花、牡丹、菊花、寿桃……这是奶奶牢牢印在我心头的身影。

套用一句很俗的话，奶奶一生都在全心全意地拥抱生活。

我从11岁左右搬到奶奶家和她同住，在我的印象里，奶奶是个个性十足的老太太。一直到100岁时，奶奶始终坚持描眉、涂口红。她冬天头戴小圆兔毛帽，身穿蓝盈盈的短款羽绒服，挎着民族风的小包包，内里则是管我要的，缀着小莓果、印着圣诞树的大红毛衣。夏天奶奶穿着印花的黑色衬衫，戴着珍珠项链和金丝眼镜去南戴河，向其他年过八十的老头儿坦然地展现自己的风采……奶奶有时在玉渊潭带领一帮比她小十岁八岁的老头儿老太太唱歌跳舞，有时则安静地待在家里，铺开宣纸，不声不响地画上整整一下午的画儿。

奶奶对待孩子是粗放式管理，只要我不偷不抢不干坏事，她就不多管我。那种追着孙子喂饭的爱孙成瘾老阿婆形象，永远别想在我奶奶身上出现。有时候我偷偷画漫画，妈妈说我，奶奶还会夸我画得好看。奶奶注意养生，每顿饭都按时按点吃，但永远只吃非常小的一碗，而且不挑食，总是各色食物都来一点点。不过奶奶也有马大哈的时候。我高二的时候，85岁的奶奶参加社区活动，爬高挂彩灯的时候，不小心从一米高的桌子上摔下来，磕出一个熊猫眼，半张脸都变成青黑色了。她在社区同志的陪同下灰溜溜地回到家，还想假装没事人似的偷偷溜进屋，结果被爸爸一眼就看到了。爸爸被吓坏了，问清情况之后气得不得了，连连责怪奶奶不当心，晚饭也没吃好。而奶奶就像做错事的小孩子一样，缩在椅子上讷讷地笑。

90岁以后，奶奶热衷于拉着亲朋好友和家人给自己过大寿。每年临近中秋时，她就会拿着电话簿挨个儿打、挨个儿请。她还会给自己的死党布置任务（她的死党都比她小二三十岁，也都是老头儿老太太），让人家帮她招呼人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有一年国庆，我和大莹子还有宝宝（和我同岁的小姨）本来约好了要去民族园，不巧赶上老太太的“90岁大寿”了。结果奶奶趁大莹子和宝宝来看自己的时候跟她俩说：“你们玩儿的机会还很多啊，而我没几个生日可过了，不要跟我抢萌萌。”吓得两位小姐马上举白旗宣布投降……不过奶奶的预言一向超级不准，她在我小时候预言我是黑皮肤、单眼皮，结果我皮肤白得晃人眼，小小的米豆眼上，大双眼皮明显得宛如割出来的。而今她又宣称自己“没几个生日可过了”……果不其然，她轻轻松松过了一百大关，至今吃得香、睡得稳，健康无比。赶上现在是快节奏的社会，人们都很忙，有时候奶奶的大寿聚会瘾搞得亲人们也有点儿无奈，但每次，大家都还是乖乖地被她牵着鼻子走。没办法，大家还是爱奶奶啊。

有一次，同事听我眉飞色舞地聊奶奶，忍不住很神往地问：“你一定很爱你奶奶吧？”问得我愣了一下。很爱吗，有多爱？这很难给出一个量化的标准，但我清楚：我非常喜欢奶奶，她是一个很酷很酷的老太太。

奶奶这辈子笑过、哭过、爱过、恨过、受过伤、受过骗，也曾在亲情和友情的支持下，顽强地一次次从困境中爬起。奶奶一直在奉献，一直在享受。世俗传统、达官显贵从没把她当回事，奶奶也从没真正把世俗传统、达官显贵当回事。无论是身处权力的旋涡，还是穷乡僻壤，只见她自得其乐地游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为人雪中送炭，视名利为粪土，唱歌跳舞，画画儿，奶奶的生活始终由她自己做主。奶奶的一生，如同一曲荒腔走板的陕北民歌，自由地泼洒在天地之间；如同一块棱角峥嵘的石头，在或清澈或浑浊的溪水江流大海中被反复打磨，逐渐圆润光滑，但永远不改厚重的石头本色。

秋天所有的痕迹都可以从落叶的纹理中找到。当青春的热力散去，奶奶就如同大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安详地挂在金色的晚秋里。

插播一下我爷爷后来的结局吧，有人愿意听吗？没关系，爷爷曾在她生命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为了奶奶人生乐章的完整性，我们有必要把这个人的故事完整地顺一遍。爷爷和他后来的夫人过得并不顺心。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城的干部里涌起一阵抛妻浪潮，为此国家紧急出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爷爷的离婚撞在了严打的枪口上。再加上奶奶属于革命队伍中的伙伴，他遭到了严厉的处罚，被连降六级，停职等待分配工作。

后来，爷爷在停职期间独自去北海公园看书，遇到一个眼睛里有故事、谈吐不凡的人，两人相谈甚欢。没想到此人竟然是建党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赶巧了，李达来北京开会，并和爷爷一见如故。于是爷爷带着他的第二任夫人去了武大，此后四十多年，他一直在武大担任历史系教授。爷爷的第二任夫人不久之后就患了重病，十年浩劫两人又遭遇了很大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初，爷爷一度跟奶奶、伯伯、爸爸重新建立了联系，友好书信往来不断，我过百天的时候爷爷还来北京吃过席。没想到因此导致他的家庭矛盾不断升级，所以几年后他跟北京这边的关系又断了。爷爷被降的级别，后来因故没有平反回来，他的晚年家庭生活也不太安定。

关于爷爷，很多人包括奶奶都曾说过，他大体上是个善良又有才能的好人。但由于经营婚姻不善，导致曾经才华纵横、挥斥方遒的爷爷，下半生却如同一盘下散了的败棋，在命运的玩弄下溃不成军。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世界上真有“命运规划局”，在那个时空交错的路口，爷爷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吗？他会毅然决然地拒绝同情的诱惑，牵着奶奶的手走到生命尽头吗？20世纪90年代中期，爷爷和他的第二任夫人先后离开人世。听说爷爷去世前病得并不严重，但他坚持不肯去大医院，在校医院里打了半个多月的点滴，简单潦草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虽然一生不得志，但爷爷在最后，总算为自己的生死做了一回主。

奶奶（前排右五）在延安参加大合唱的旧照片，当时正在指挥的是她的老师冼星海。

爷爷的部分太沉重了，写得要掉眼泪了，我们接下来看喜剧，回转一下情绪。喜剧名为：《102岁奶奶的幸福生活》。

如今，奶奶马上就要103岁了。过了百岁生日之后，奶奶一度衰老得很快，腿和腰疼得走不了路。医生说她是骨头酥了，没有办法逆转，只能靠打点滴来缓解。不得已奶奶坐上了轮椅，也不染发了。现在她满头银发，不戴牙套的时候嘴瘪瘪的，眼神柔和，看起来很慈祥。但奶奶不愧是奶奶，总有让人吃惊的地方。在打点滴治疗了一阵之后，奶奶的疼痛竟然开始好转了，医生说这是很少见的情况。最近我回家，发现奶奶在扶着桌子边缘一圈圈地走动，奶奶说，她在练习走路。奶奶，你还在继续不断地给孙女创造奇迹啊！真好！

2014年春节，爸爸、我，还有即将出世的“小汤圆”。

转眼间，爸爸拉着我的手已经30年，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已经30年了。希望再过30年后，不，60年后，我们依然能这样合影，那时也许就是你的孙女/孙子扶着你，曾孙扶着妈妈照相了吧！

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

那三十年，

我还没来到世上。

你曾有峥嵘岁月，

书生意气……

这三十年，

你与妈妈呵护我，

走过坷坷坎坎，

走过风风雨雨……

再三十年，

还有光，

还有热，

当晚霞满天时，

我和我的孩子们，

陪伴着妈妈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