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周围剩下有数的几棵大榆树，孤零零的，一棵远望着一棵，全歪歪扭扭，直爽点的树早都让人砍光了。

走南梁坡的路经过两棵大榆树。以前路是直的，为了能从榆树底下走过，路弯曲了两次，多出几里。但走路的人乐意。夏天人们最爱坐在榆树下乘凉，坐着坐着一歪身睡着。树干上爬满了红蚂蚁，枝叶上吊着黑蜘蛛。树梢上有鸟窝，四五个或七八个，像一只只粗陶大碗朝天举着。有时鸟聒醒人，看见一条蛇爬到树上偷鸟蛋吃，鸟没办法对付，只是乱叫。叫也没用，蛇还是往上爬，把头伸进鸟窝里。鸟其实可以想办法对付，飞到几十米高处，屁股对准蛇头，下一个蛋下来，准能把蛇打昏过去。

有些树枝上拴着红红绿绿的布条和绳头，那是人做的标记。谁拴了这个树枝就是谁的，等它稍长粗些好赖成个材料时便被人砍去。也往往等不到成材被人砍去。

村里早就规定了这些树不准砍，但没规定树枝也不许砍，也没规定死树不许砍。人想砍哪棵树时总先想办法把树整死。人有许多整树的办法，砍光树枝是其中一种。树被砍得光秃秃时，便没脸面活下去。

树也有许多办法往下活，我见过靠仅剩的一根斜枝缀着星星点点几片绿叶活过夏天的一棵大榆树，根被掏空像只多腿的怪兽立在沙梁上一年一年长出新叶的一棵胡杨树，被风刮倒躺在地上活了许多年的一棵沙枣树。我不知道树为啥要委屈地活着，我知道实在活不下去了，树就会死掉。死掉是树最后的一种活法。

我经常去东边河湾里那棵大榆树下玩，它是我的树，尽管我没用布条和绳头拴它。树的半腰处有一根和地平行的横枝，直直地指着村子。那次我在河湾放牛，爬到树上玩，大中午牛吃饱了卧在树下刍草。我脸贴着树皮，顺着那个横枝望过去，竟端端地望见我们家房顶的烟囱和滚滚涌出的一股子炊烟。

以后我在河湾放牛经常趴在那个枝权上望。整个晌午我们家烟囱孤零零的，像一截枯树桩。这时家里没人，院门朝外扣着。到了中午烟囱会冒一阵子烟，那时家里人大都回去了，院子里很热闹，鸡和猪吵叫着要食吃，狗也围着人转，眼睛盯着锅和碗。烟熄时家里人开始吃饭。我带着水壶和馍馍，一直到天黑才赶牛回去。

夜里我常看见那棵树，一闭眼它就会出现，样子怪怪地黑站在河湾，一只手臂直端端指着我们家房子——看，就是那户人家，房顶上码着木头的那户人。它在指给谁看。谁一直在看着我们家，看见什么了。我独自地害怕着。

那根枝权后来被张耘家砍走了，担在他们家羊圈棚上，头南梢北做了椽子。他们砍它时我正在河湾边的胡麻地割草，听见“腾腾”的砍树声，我提着镰刀站在埂子上，看见那棵树下停着牛车，一个人站在车上。看不清树上抡着斧头的那个人。

我想跑过去，却挪不动脚步，像一棵树一样呆立在那里。

我是那棵树（我已经是那棵树），我会看见我朝西的那个枝干，正被砍断，我会疼痛得叫出声，浑身颤动，我会绝望地看着它掉落地上，被人抬上车拉走。

从此我会一年一年地，望着西边那个村子。

我再没有一根伸向西边的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