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书房里，东西从不嫌多，许多还能成规模。《水浒传》开篇，当时还没成为宋徽宗的端王，在小王都太尉家看见个镇纸，说好，小王都太尉就派高俅送去府上，高太尉就此发迹。一个小镇纸都能成就一个人呢。李清照他先生精研金石，弄得易安居士也成了印章通，其他印盒、水注、笔架、笔洗，不一而足，每样都能把玩出花样来。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书房里千奇百怪，最后都为四样东西预备的，曰：笔墨纸砚，文房四宝。

笔，得是特指毛笔。拿个炭条当笔作画，西方人觉得可行，在中国就有问题了。中国励志传说里，多有大贤人少时穷困，买不起笔，用柳树枝画沙子来学字的故事。古代文盲率甚高，能不能握管执笔，是否认字，就决定了出身品第，以后的人生遭际就可能是两个世界。《鹿鼎记》里，韦小宝就不会握笔，被陆高轩逼着写字，结果用握杀猪刀的手法握笔，真是辱没斯文。人都说蒙恬始创毛笔，是为笔之祖，然而商朝开始，已有毛笔，只能说蒙恬之世，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是属于精制了的毛笔，大概古人们也是在这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毛笔的毛可以不止一种。《齐民要术》里说了：青羊毛做笔芯，兔毫毛做笔被，这才能成好笔端呢。

当然到了后世，又不止如此了。软毫硬毫，狼毫羊毫，金管银管，竹管木管，所以后世得有笔架，琳琅满目，挂一溜笔待用，也可以说是摆谱。书画之家，尤重笔毫。潘天寿先生认为羊毫圆细柔训，很好使。苏轼被贬谪到岭南，就嫌那里的笔不得用——应该是岭南气候不同，动物的毛发硬度都不一样了。

比较传奇的玩意，是所谓鼠须笔。王羲之说，传闻钟繇就用鼠须笔，于是笔有锋芒。《法书要录》则说《兰亭序》是王羲之用鼠须笔写的。究竟鼠须笔是什么？真是用老鼠胡须做的？不知道。须知后世有名的湖笔，为了保证笔尖，即“湖颖”的整齐，大概每只山羊身上，才找得出六钱羊毛，可以当锋颖的。山羊恁大，只得六钱，老鼠才多大？要捉多少老鼠，才凑得齐一根鼠须笔用的胡须呢？也有传闻说，鼠须笔是黄鼠狼的毛制成，那怕工程还小些。当然，你也可以说：反正钟繇是魏国太傅，一声令下，自有人满世界给他捉老鼠、拔胡须来做笔。总不能他和自家儿子钟会一起，满屋子捉老鼠吧……

墨这个字，意思简直一望而知，上黑下土，再明白不过。上古制墨，是磨石炭；秦汉之后，用松烟、桐煤来制墨。所以汉朝时，松树多的地方容易出墨。然而单是烧了松木，取了煤灰，写字很容易尘灰飞扬一脸黑，变成卖炭翁的嘴脸。所以呢，需要工艺精制了。《齐民要术》里，烟末、胶和蛋白要一起合成；到《天工开物》里，就得桐油、清油或猪油来烧了。各类胶和油的加入，无非想要墨质柔韧。按秦汉时松烟墨，颜色固然黑，但轻而不够亮；油烟墨更显黑亮光泽，适合拿来画画。到后世不惜工本的制墨者，还可能往墨里加白檀、丁香，那就更了不起了。

话说还是苏轼，动手能力真强。晚年被贬到海南岛去，闲居无事，恰好有制墨名家潘衡来访。苏轼大为惊喜，二人就钻进小黑屋里，埋头制起墨来。真正是黑科技！烧了松脂，制黑烟灰，搞到乌烟瘴气，家人也不好管。结果到大半夜，房子火起，没伤人命，但也把大家熏得灰头土脸。次日，满屋焦黑里，扫出来几两黑烟灰。苏轼奉为至宝，觉得这就是自己制出来的墨了，只是当地没有好胶，于是苏轼又有新主意：使了牛皮胶，将黑烟灰凝固了，然而凝得太差，最后散成了几十段指头大的墨，真也不堪使用。苏轼豁达，黑着脸仰天大笑。潘衡就此告辞了。妙在潘衡回了杭州，自己制了墨——当然比苏轼那烧了房子的墨高明了万倍——却打出招牌，说是苏轼秘法制的墨。那时杭州人民怀念给他们建了苏堤的苏轼，纷纷来买，苏轼自己在海南岛，还不知道自己冠名的墨，那么畅销呢。

纸，中西都有。西方概念里，觉得莎草纸、羊皮纸，都算是纸。然而这两种玩意都有问题。莎草纸是莎草茎切成长条薄片，编织放平，然后捶打，用石头磨光，再上胶——而且只能在一面书写。讨厌的是，这玩意只能在干燥气候下使，一遇潮湿，立刻腐坏。羊皮纸倒是两面都能书写，问题是，剥羊皮、浸泡、刮毛、晾晒、擦防腐剂，你简直需要一整支屠宰部队来弄一张纸。

所以东方的纸传入欧洲，简直是福音，李约瑟毫不犹豫，把纸列为四大发明之一。中国造纸术花样很多，宋朝苏易简《纸谱》说：“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面稻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为纸。”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是绕着植物纤维打转儿。蔡伦改良造纸术，用的是树皮、破布、渔网——还是纤维。左太冲写《三都赋》，导致洛阳纸贵，可见公元3世纪时，纸书已经很流行了。到唐朝，中国人已经有闲心在纸里头掺杂各类花色印纹，做出各类信笺来传情达意了。宋朝人已经把纸推广到了床上，朱元晦拿些纸做的被子，寄给陆游盖，陆游认为纸被和布衾差不多，而且“白于狐腋暖于绵”。

笔是写字的工具，墨是字的痕迹，纸是承载墨的载体，文房四宝里，成品里最不显眼的是砚，然而别称也最多。苏轼喜欢婺源龙尾山的罗文砚，于是写了篇《万石君罗文传》，都把砚叫成万石君了。至于其他墨海、墨侯、石友等，不一而足。批《红楼梦》那位，还叫脂砚斋呢。古代做书童的，尤其要懂得跟砚打交道，如何滴水，如何拿出一锭墨来，如何安腕运指、凝心屏息，磨出主人需要的墨。磨得好，就是有灵性慧根；磨不好，主人摇头：真是粗人！

文人可以多喜欢砚呢？当年米芾被宋徽宗召去写字，米芾见天子桌上有个好砚，喜欢上了，就着砚磨了墨，写完字，抱着砚台说：“这个砚台经臣濡染过，不能再侍奉陛下了，请让我拿走吧。”宋徽宗也是好脾气，答应了，米芾喜出望外，抱着砚回去，手舞足蹈。宋徽宗只好叹气：“都说米芾是米颠，名不虚传。”

砚需要好石头。张岱说过个故事：他托朋友秦一生为他找石头，自己外出了。秦一生得了块好石头，请一个北方朋友看，北方朋友指了指石头上的白眼说：“黄牙臭口，只配支桌子。”秦一生放弃了，北方朋友趁夜花三十两银子，把这石头买了，就制成了一块好砚，上头五小星，一大星，注道：“五星拱月。”张岱自己去看时，燕客捧出砚来：只见那砚赤红色犹如马肝，酥润如玉石，背上隐着白丝形如玛瑙，面上三星坟起如弩眼，着墨无声而墨沉烟起，真是好砚台！可见明朝时，为了好砚，连朋友都得骗呢。到了后来，砚台也不是为了实用使了，比如吕留良收藏了二三十方砚，估计也未必用。这方面，苏轼颇为豁达，黄庭坚打算给他买些新砚台，苏轼说：“我只有两只手，其中一只会写字，要三个砚台干吗呢？”

张岱和吕留良们的例子，可见文人们的毛病。文房四宝固然是好，尤其是纸，真是为西方文明传递帮了大忙，但在中国士大夫书斋里，连同其他笔洗、笔架、镇纸等物，越到后来，越成了赏玩之物。精雅细致，作用于感官令人愉悦，塑造出中国文化独有的书卷之美，但时代的潮流总是趋向于简便易用的。20世纪，受了经史子集教育长大的朱自清先生认为：毛笔的问题，在于不便。毛笔须用砚台和墨，又不能挂在衣襟上；毛笔写字，比水笔慢得多。其实近世的钢笔，乃是文房四宝功能的集合——钢笔墨水是成品，直接灌入钢笔中，就省去了砚台。一支钢笔一张纸，便能写字，而且速度快。自然，硬笔书法永远无法代替软笔，一如素描和写意山水永远是两个世界，但从实用角度而言，确实快得多了。

所以文房四宝成为一个时代的陈迹和纪念，也并不意外。至于强行怀旧去使之复古，也未必需要。时代是会往前的，而每个时代的文明，是由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氛围所造就。在21世纪使砚台磨墨，使毛笔写书法，注定是一种怀旧，时光的驻留毕竟是幻觉，就像纸代替绢册和竹简似的。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时不时地回头想一想：世上曾经有过一个无比珍爱文房四宝，并使之荡漾出雅致文人趣味的时代，这真的很好。

然后，过去的就是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