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有许多定义，其中一个说，人是会笑的动物。这个定义被二十世纪孜孜不倦的科学家动摇了，据他们的研究，另一些灵长类动物也有笑的表情。我则发现，猫也会笑。所以更可靠的说法可能是，人是唯一会“嘲笑”的动物。

处在“嘲笑链”底层的是“乡下人”。北京的小学生鲜衣怒马地下乡“同吃同住”，回来后最长久的话题是乡下孩子的种种“好玩”举止。但一般而言，城里人来到乡下，一来是客，二是原本就是要欣赏更“低”的东西，所以并不怎么嘲笑，不但不嘲笑，还赞美兼以鼓励；可如果陈奂生进城，便像入侵一般，立即成为城里人嘲笑的对象。我不知道民工之类的人受到过多少伤害，以我的想像，他们会一边在回乡后，嘲笑城里人“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一边怀恨在心，另外准备奋斗，获得这一种更高的嘲笑资格。这种奋斗可能难有尽头，因为在城里，人们还是一级一级地嘲笑着；而且不同的城市的人们，也彼此嘲笑，石家庄人嘲笑保定人，北京人嘲笑石家庄人，上海人嘲笑北京人，全国人共同嘲笑上海人，因为上海人几乎处在“嘲笑链”的顶层，不如此不能对付他们。不过，如果说广东的土财主，深圳的资本家，尚不足以动摇上海人的信心，香港之回家，可有点让上海人坐不稳了，——不过还不至于从椅子上跌下来，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比人“有文化”。

高级人士一到西方，又马上处于不妙境地。不论在清朝，还是在二十一世纪，出国考察的官员成为许多笑话的主角。在中国为文化先锋者，负笈西洋，第一件事就是发现自己还得重新奋斗，不仅仅是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还在“格调”上。当然怀抱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不会缺少反击的法宝，自己人在一起时，少不得嘲笑“老外”的各种不聪明，但聚会一散，各自泄气，还得去研读“中产阶级入门”。受了这种鸟气，一个不可低估的补偿是，回国时，口气便可以完全不同了。

有一种稳固的嘲笑链是反向的，学者会说，那是对阶层感的一种调整。不过，嘲笑归嘲笑，脚下仍要赶紧。不能说人嘲笑什么，就都渴望什么，但不少时候确实如此。愿意不愿意冒做可笑人物的风险，与是否“成功”大有关系。

在《儒林外史》里，匡超人从乡下上杭州，遇见景兰江，请教“开的什么宝店”，为什么开店还要看书。景兰江劈头盖脸地说：“你道这书单是戴头巾做秀才的才看吗？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进八股的。”匡超人又是惭愧，又是景仰，连夜便看“诗法入门”。后来听一位潘三说“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见识”自又长了一层。等到他中了举，待选内廷教习，再见到景兰江时，连茶楼也不愿去，非要到酒楼上，才说：

“不然！不然！我们在里面也和衙门一般，公座、朱墨、笔砚，摆得停当，我早上进去，升了公座，那学生送书上来，我只把那日子用朱笔一点，他就下去了，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面前磕头。像这国子监的祭酒，是我的老师，他就是现任中堂的儿子，中堂是太老师。前日太老师有病，满朝问安的官都不见，单只请我进去，坐在床沿上，谈了一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