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我上小学，读到一九七六年，这个时期正是“十年”的后一半。在这几年里，我和全国别的小学生一样，写过，现在看来是很多的，批判文字。那时的作文，常常是“彻底批倒批臭‘读书无用论’”一类，题目出下来，我们就哗哗地削铅笔，动手写一篇两百字的文章，把“读书无用论”批倒批臭。开始写不了这样长，只能用几十个字，来把随便什么批倒批臭。到十岁时我已经相当熟练了，不论你交给我什么东西来批判，我都能很自信地把它批倒批臭。除了作文，所有成文的东西，决心书、倡议书、慰问信、检查……除了请假条之外，所必不可少的内容，一是颂圣，另一样就是批一点儿什么，至于批什么，得看当时的流行。比如上面说的批“读书无用论”，是七十年代初的事，如果你提早几年批它，那就该倒霉了。

我的批判生涯不是从批刘开始，而是从“批林整风”开始。批刘时我还太小，只能观摩。当然，不管什么时候，批刘都是家常程序，你在文章放几句骂“叛徒内奸工贼”的话，一般不会错。“批林整风”之后，就是“批林批孔”，这才到了我有用武之地的时候，因为我已经上到三四年级了，很有本领，写得出有头有尾的作文。然后是“评水浒批宋江”，“评法批儒”，批“右倾翻案风”，这中间还批过“回潮”，批过“师道尊严”，还有永远在批的“苏修美帝”，以及种种数不清而我已经忘记的东西。有时还会要你批一本书，比如《青春之歌》，但和批《水浒》不同，在批判之前并不让你看《青春之歌》，因为你的“鉴别能力”还差，弄得不好，看过之后，不但批不出，自己先中毒了。这是件挺奇怪的事，因为中国人的鉴别能力总是如此地被低估，而批判能力又总是如此地被高估。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所有要你批判的东西，差不多都不让你看。

我印象较深的是“评水浒批宋江”和“评法批儒”。《水浒》我看得非常起劲儿，批得也很起劲儿。这又是一件怪事，但当时并不觉得，当时已经“习惯了”。七五年我订了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和《朝霞》，后来这两本杂志被宣布为毒草，——那时的出版物分为两种，一种是毒草，一种虽然暂时还不是毒草，不过早晚也会是的。我看《学习与批判》时它还是香花，很多人揣摩它，不过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批判”的技术。这已经是有点高深的程度，因为多数人多数时候并不需要特别的学习，——你只需要批判。当然在批判中你也能学到东西，比如我就学会了使用“扈从国”这样的难字眼儿，虽然我不认识那个“扈”字。《水浒》里有一个姓它的女将，会用绳子像套马一样套人，我崇拜过她几年，但还是不会念那个字。七五年前后我读了一些先秦子书，语孟荀韩之属，但后来都得重读，而且要多花工夫来清除以前的印象，因为以前那个时候不但什么也读不懂，还尽把人家的意思往歪里想。总之，虽然也学到了一点东西，但我一点也不感谢那时的批判生涯，我绝不会认为如果没有“大批判”，我就再没机会学会那些东西；我也绝不会因为我很早学会了说“扈从国”，就感谢那种经历，不然我就成了某种贱坯，被当狗一样看待，还面有喜色，觉得自己爬得很好看。我说“被当狗一样看待”并不过分，因为只有狗，才是你要它咬谁它就咬谁，我们也只是对狗，才会简单地说：“老黄，咬！”——用不着告诉狗它为什么要咬那个人，也用不着让狗事先了解那个人，考虑一下对方是否有该被咬的道理。

我没有批判，准确点儿说，“批斗”过人，无论是地主还是教师，都没有落到过我的手里。因为我上小学的那个地方，人还厚道，不像有的地方，或六十年代后期那样，动辄把活生生的人拉到前面去“供批判用”。不过我们那时已经做好“批斗”别人的思想准备，像自动机器一样，只要你站在前面，弯下腰，不论你是什么人，哪怕你是在系鞋带儿，我们都会立即批斗你。在“反潮流”的时候，我很想批判我的班主任，因为我不过旷了一节课，他却把我“批判”了足足两节课。但只是想一想，没有敢实践，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师道尊严”很厉害，按我当时的看法，和全国的形势，或我从《朝霞》之类的杂志和电影里看来的“形势”比，是很落后于革命的。有一次在被他教训时，我想起那些故事，想像着我也冲上前去，通体发亮，眼睛上闪着高光，大声宣布出他的错误，他一下子就灰溜溜了。这样的想像让我激动得不能自持，身体颤抖，血液沸腾。这位姓刘的老师看出我没有认真听他的教训，把我臭骂了一顿，我才清醒过来，虽然还在发抖，却是因为怕他。如果我非得感谢点什么，那我就感谢这位刘老师吧，或者谢天谢地，没叫我赶上批斗活人，这样，我那些批判文字，伤害的就只是自己了。无论我批判孔孟，或是批判美国的什么人，或是批判虽在中国而远离我十万八千里的什么人，他们对我的批判毫无所知，都活得好好的，或死得好好的，或虽然活得不好，却和我毫无关系，而我的批判不过是伤害自己而已。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伤害在什么地方。把某样东西宣布为“臭”，和要你自己动手把它“批臭”，这里面的区别很深。把孩子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太阳绕着地球转，或达尔文是猴子，这不过是谬见的强迫教育。而要孩子自己动手来证明达尔文是猴子，得逼着他发动全部的恶意，抛弃对同类的所有同情心，蔑视一切他已知和未知的逻辑，把对事实的任何敬意踩到泥淖里去。前一种是对羊的训练，后一种兼有对狼的训练。前一种训练出来的是食物，后一种训练出来的，除了做食物，还会为主人捕食。对知道达尔文不是猴子的成年人来说，去批判达尔文是猴子，要先对自己进行无耻训练；对孩子来说，没有这种痛苦，而更坏的却是，他将不知道这里面有羞耻。对小学生，或任何对该对象无知的人来说，去批判一种对象，很像是一种轻松的游戏，在里面人们可以满足一种运用无知的暴力快感。你有本事是吗？我用一句“他妈的”就可以打倒你；管它是多少人殚精竭虑才产生的一点思想，我照样可以看不起它。理由？不需要理由！——这才是要义所在。慢慢地就养成了习惯，习惯于不讲道理，习惯于说谎，编造是非，习惯于把别人往坏里琢磨，习惯于依赖愚昧，并从愚昧中发现出力量，体验到快乐。田间地头学哲学，工人阶级上讲台，在这种“游戏”里，受伤害的绝不是知识传统的本身，而是我们。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念过书的人拿起什么事来都敢胡说，我怀疑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批判”着过来的。

我批过个人主义，现在则以个人主义者自居；我批过自由主义，现在别人说我是自由主义；我批过经验主义，曾一直以为那是反对施用化肥的一种学说；我批过实用主义，很多年后才奇哉怪也地发现杜威原来不姓杜。我批判过指不胜屈的各种主义，这里边的一半，现在我也不很了然，另一半主义，后来花过很多时间来“学习”。被我咒骂过的人，很多是比我现在好得多的人，在那时他们在我眼里不是人；被我咒骂过的理论，许多是我现在也不能完全理解的，而那时它们在我眼里不过是“对象”。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误解，以为我要“忏悔”点什么。对不起，小学生是不需要忏悔的。需要忏悔的不是我。当然我需要提防自己，提防早年教育在我身上的某些影子，不过，真正让我觉得遗憾的是，到了今天，我还看到人们在接受这样的训练，有些人是被动的，有些人却偏要“自学成才”，我不知道哪一种更让我遗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