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是以任何借口都不能做的？或者，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事？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可惜不曾仔细讨论，而且行不义与杀不辜并举，降低了这个命题的意义。再说，孟子也讲权变，这一主张在他的道德体系中到底居何位置，不能确知。

唐代张巡，是极有名的忠臣烈士。安史之乱，张巡固守睢阳，城破被执，骂贼而死。他的故事人人皆知，不用多说。这样一位大忠臣，乱后议封赠时，居然有争论。原来张巡守城，粮草断绝，连老鼠都吃光了，士气低落。这时张巡杀死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给将士吃。以此为开端，先以城中妇女为食，食尽，则食老幼，共食三万人。城破时，百姓只剩下四百余人。许多名士纷纷请求表彰张巡，这种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张巡被追赠为大都督，立祠祭祀。至于食人一节，李翰在《张巡中丞传》中说，食人是不好的，但既非本意，且“仓黄之罪轻，复兴之功重”，——食人过小，守城功大，人无完人，不要求全责备。这便是历代的主流意见。至于杀妾及食人一节，毕竟是不太好的事，连舌长如韩愈者，在给《张中丞传》做的序文中也觉难以为言，干脆略过不提。《新唐书》的传文，也只提杀妾食妾，不提食尽城中妇孺，大概是作者觉得，妾是自家人，杀也罢吃也罢，近于以私奉公，无可厚非。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低处的，如果最高的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古代杀妻、食子之类的事，代不绝书。杀妾饷军，在张巡之前，便有三国时的臧洪，之后又有金国的乌库哩海罕。汉末有一个叫管秋阳的人，和弟弟及一个同伴，三人出行，粮绝，与弟弟共杀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议论说，管秋阳爱先人遗体（自己的身体，先人所遗，爱惜是谓孝），吃同伴不算错，反正这人又不是什么至交好友，那么，不过如“禽兽而能言耳”。——孔融好为偏激之论，但他的主张，用传统的语言，竟难以驳倒。俗谚说“两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门”，信矣。您想啊，只要两个人一商量，就拥有了多数的名义。鲁迅说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幸好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另一种议论，如金朝的王若虚，与人论张巡事，人问杀人“为己不可，为国何害”，王若虚说：“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人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王若虚说：“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通说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说的“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说的残忍的原因纵然不同，残忍总是残忍。正是这些议论，使人读史时仍存一些信心。

清代王士禛，讲过一个鬼故事，说的是张巡妾的后身向张巡的后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故事里说出这样一句话：“君为忠臣，吾有何罪？”读此知人的同情心，虽经千年碾磨，终于不灭。不过纪晓岚又反驳说：“古来忠臣仗节，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几，使人人索命，天地间无纲常矣。”——一点错也没有，本来就是那样。

明代有一部戏曲，叫《双忠记》，须读此剧，才知如何“仗义杀人”。剧中张巡要杀妾，心中不舍，可见是有情有义的汉子；然后，那位娘子不待张巡开口，自己先猜出来，又免去了张巡的启齿之难。下一步，张巡表示“心凄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别”，听着倒像是要自杀，他的妾则很知大义地说“臣死君，妾死夫，理所当，情何辜”，对这位吃人夫君，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结来世缘”。——敢情被吃一回，还不过瘾。许多事情，都如《双忠记》之于张巡事，涂饰一番，便成高节，成大义，成美谈。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顺便说一句，《双忠记》在京剧和粤剧里还在唱，尽管版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