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主子的，要给下面的人赏赐，上下关系才维持得牢。西周末年，天子穷了，原本该给的赏赐，比如青铜祭器，都是臣子自己花钱买的铜，自己出工钱，让天子的工匠铸造了，假装赏下来。这样，诸侯就不会那么卖力拱卫京师。不管烽火戏诸侯的事是不是真的，诸侯眼睁睁看着狄人打过来，不救天子，肯定是载入史册的真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充其量也就是给诸侯找了一个借口。所以，春秋时期的君主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用得着臣子了，赏赐就很大方，多少双白璧，多少黄金，外加采邑。做臣子的，收入一方面固然可以靠官俸，但相当部分的收入，还是来自上面的赏赐。但是，到了帝制时代，这种情形有点变化。总的来说，赏赐部分越来越少，成为象征性的，而作为臣子的主要收入则来自于职务。除俸银、俸米外，捞多捞少跟职务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给了官职，就等于给了一个弄钱的机会，所以赏赐就可以免了，如果有的话，那是额外的恩典。

得了这样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当然没有不高兴的道理。即使只是象征性的，也代表着某种难得的荣耀。皇帝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赏赐除了物品外，还有皇帝亲笔的字画。如果能得到皇帝赐的匾，挂在家里的大堂之上，出来进去让人看着，那可有多牛。正因为如此，连西太后这样不怎么识字的人，也经常要给人赐“福”字，自己写不过来，就找代笔的代劳。但是，即便在晚清君权已经衰落的时节，有心笼络人的西太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赐人之所欲，臣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无论赏什么，都是按规矩来，接受的人大抵也只能感激涕零，在日记里怎么的也会记上一笔。

一个王朝在盛期的时候，皇帝是绝对不喜欢臣子们结成朋党的，更不喜欢某个权臣拥有一大堆党羽。但是，这样的事从来都免不了。中国人但凡出了家乡，没有朋党，就没法子活了。如果说，在王朝的盛期，皇帝的禁令还有人理会，那么到了王朝的末期，人人都在找出路，朝廷里的“党”或者说集团，就愈发兴盛了。

袁世凯就是晚清最大的一个“党”，北洋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北洋团体。这个集团有文有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每个成员都跟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慧眼识人，当年曾国藩派遣幼童留美半途而废。那么稀缺的人才，回国之后让人家从水兵干起。朝廷不用，袁世凯用，好些人都归到了他的帐下。新政之初，开经济特科，有人进了谗言，特科取了士，朝廷居然不用。朝廷不用，袁世凯用，特科的前三甲——梁士诒、杨度和张一麐，都成了袁世凯的人。

西太后死后，上台的满人亲贵曾经刻意铲平北洋集团。可是，即使赶走了袁世凯，也没法弄散北洋。袁世凯的影响力，不是像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对北洋六镇的精神教育，供袁世凯的长生牌位，教育北洋军人只知有袁官保，不知有皇帝。这种授人以柄的事，袁世凯其实根本就没干过。士兵念袁宫保的好，是他从不克扣军饷；而军官和其他人念他的好，则是他出手大方，肯赏人，而且赏到点子上。只要袁世凯有心笼络谁，谁都会动心的。

阮忠枢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文案，笔头功夫了得。一次，他跟袁世凯说，他看上了天津一家妓院的妓女小玉，想要纳她为妾。袁世凯没有说什么，阮忠枢觉得他的这个东家看来是不会帮他了，也就死了心。过了几天，袁世凯拉阮到天津办事，将他引到一个小院。一进门，只见红烛高照，分明是座新房，一个丽人端坐在里面，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小玉姑娘。原来，袁世凯听了阮忠枢的话，马上暗中派人给小玉赎身，并买了这个小院送给阮忠枢做新房。

袁世凯做了总统后，一次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前来见他。这个张作霖，手下的队伍挺能打，东北的新军都怕他。袁世凯破例把张作霖迎入里间的办公室，两人聊的时候，他发现张作霖的眼睛一直盯着多宝阁上的四块大黄金表，待到张作霖告辞，回到住所的时候，这四块金表就已经在房间里了。从此之后，张作霖在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从未有心反叛过。张伯驹是袁世凯至亲，也是亲信张镇芳的儿子，才情很高，眼高于顶，谁都看不上。但第一次见了袁世凯之后，回家看到袁世凯的赏赐，居然有他想了多年没得到的白狐皮坎肩，不禁心里大受感动。

晚清能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袁世凯这样，对部下或者他想笼络的人能如此体贴入微，挠到人的痒处。北洋集团能够做大，一统天下，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即便如此，袁世凯称帝之后，昔日服服帖帖的部下，却一个个都不玩活了，眼睁睁看着讨袁军的势力一天天壮大，一个省份接一个省份独立，“二陈汤”（指相继独立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活活“毒”死了袁世凯。

个人关系再好，也抵不过天下大势，抵不过个人小圈子的利害。一个个当日的忠诚部下，在袁世凯做了总统，尤其是打败国民党后，都成了一个个的地方诸侯，都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小集团。如果袁世凯皇帝做得好，当然他们会跟着，如果做得不好，天下大乱，自然没人乐意跟着一起殉葬。到什么时候，都是形势比人强，形势比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强。辛亥革命后，皇帝没有了，基于皇帝的纲常伦理也跟着摇晃，单凭赏赐收买建立的忠诚，没有大道理作为基础，怎么说也是不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