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士兵，大多是职业兵。兵农合一的尝试，最后一次是朱元璋在明初搞的，他建立了卫所制度，有地，可以屯田。幻想着他们的士兵平时种地，战时杀敌，不费国家的饷，不吃百姓的粮。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军队一旦种地，就成了奴隶制的农场，军官成了奴隶主，士兵成了农奴。而种地的农奴放下锄头再拿起刀枪，基本上就没法杀敌效命了，因为精壮的劳力都逃光了，同样是种地，谁乐意做农奴呢？嘉靖年间，沿海这么多卫所，连几个倭寇都奈何不了。想要对付外敌，哪怕是倭寇这样层次的外敌，只能重新招募士兵，所谓的戚家军，就是这样出来的。就这样，废弛的卫所还像阑尾一样在那里，但真正的军队却是招募来的镇兵。

这样的镇兵，进入清朝之后变成了绿营。满人八旗很厉害，但中国太大，十几万的八旗兵不能包打天下。真正有效的战略，还是以汉制汉，成建制地把镇兵弄过来，掉转枪头对准另外一些镇兵。汉人的士兵帮助满人逐鹿中原，真就把鹿给逮住了。此后多少年，这些打着绿色旗帜的汉人士兵，似乎都比在汉人皇帝手底下更有用。只是，这些士兵都是职业军人，当兵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必须定期发给粮饷。

可是，兵是要由官来带的。千里做官只为财。地方上的文官管着人、管着事、管着地方，弄钱容易；带兵的官，只能管几个兵，哪儿弄钱去？想来想去，只能在兵身上打主意。一个办法是克扣，饷也克扣，粮也克扣，反正发饷放粮，都得经过军官的手。另一种办法是吃空额，也叫吃空饷。比如一个营有五百人的兵额，我只招两百五十个人，剩下的两百五十人的粮饷领下来，就都我吞了。当然，操作起来没这么简单，小官需要跟上级分成。总的说来，官小小吃，官大大吃。军人是有兵器的，清朝的时候已经有了火器——鸟铳和抬枪。克扣虽然可以捞钱，但属于赤裸裸地喝兵血，容易招人恨。士兵们平时惹不起，打起仗来，一个不留神，军官挨黑枪或者黑箭也是没准的事儿。所以说，这个法子虽然军官们也用，但一般不会太过分，比较方便的招数还是吃空额。

吃空额唯一担心的是上级点验。但也不要紧，凡是上面下来检查，在来之前都会打招呼，明里不敢，暗里也得招呼一下，从古至今，都是惯例。不先打招呼，等于就是铁面无私、公事公办了，这样做，对检查者有什么好处？所以，凡是上级来人点验的时候，带兵官就临时从社会上雇些人，穿上号衣，拿刀枪站在那里，顶多再学几个简单的动作，能变换一下队形。那时候的军队不兴走正步、行列式，一般露不了馅。加上点验的大员自己心里也有数，只要包袱递上，一般没有人真的较真。那时候，每支部队都会养几个武艺高强，甚至会点杂技的人，点验大员来了，就请这些人去表演，骑马射箭，拳脚刀枪对打，还有爬几丈高的旗杆。演得精彩，看得高兴，就可以交差了。所以，那时打仗，兵力多寡往往有水分，说是十万大军，其实可能五万都不到。

然而，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战斗力肯定要打折扣。且不说兵额不足本身就是个事儿，一般剩下的人也不会好好卖命。士兵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一点军饷七扣八扣，为那么几个钱去卖命流血，不值。虽说仗打赢了上头有赏，但这种赏钱得来不易，而且赏的时候也有克扣。真正能捞外快的机会，就是趁机抢劫老百姓，每到一地，仗还没打，先抢自己的百姓。机会好，风险小。所以，不管是对付外敌还是土匪，只消大兵出动，百姓对国家的军队都避之唯恐不及。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大兵比土匪，或者农民起义军还可怕。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凡是战场，百姓不是逃之一空，就是帮英军带路，害得带兵的将领直喊“遍地汉奸”，仗没法打了。要百姓拿出爱国主义的精神，先得国家的军队有爱民之心。

太平天国起义，曾、左、李练湘淮军，开始还可以，军官和士兵都是乡里乡亲，克扣不好意思，吃空额，上级也不干。到了打平长毛之后，慢慢湘淮军也沾染了旧式军队的积习，军官们照样喝兵血、吃空额，慢慢也就腐败了。所以，到了几十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淮军战绩一塌糊涂，从朝鲜的大同江一直溃退到山海关，一个小胜仗都没有，输掉了底裤。调上去湘军，气壮如牛，也照样没戏。

鉴于前车之鉴，两位有识之士重起炉灶建新军，不仅重新招兵，找最老实的农民，更新武器装备，请外国人练洋操，还要一改旧军积习，杜绝喝兵血、吃空额。在这方面，这两位倾注了好大的心血。两位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张之洞练的是自强军，袁世凯接手练的是新建陆军。新军军饷高，新兵每月四两银子，平时穿衣吃饭不要钱。为了杜绝克扣，发饷之时均有严格的监督，决不让军官包办。自强军是由德国教练监督，点名发饷，而新建陆军则由袁世凯亲自点验，点一人，发一份，然后再收起来，直接寄给士兵的家人。让军官即使再想打士兵的主意，都没有办法。同时，新军的军官也待遇优厚，无论哪一级军官，除了比士兵高得多的薪饷，还有一笔可观的公费可供自己支配，而且不许上级找借口克扣，军官们也犯不着冒着风险去克扣士兵的军饷。当年新建陆军七千人，如此庞大的队伍，一队一队地监督发饷，袁世凯也真是辛苦。

张之洞一直到死都是一个标准的文官，虽然想到了编练新军，但练兵的确不如从军队里滚出来的袁世凯。别的不讲，检阅部队，连马都不会骑，得用四个人扶着。在两江总督任上练的自强军，离任后给了接任的刘坤一，从此不了了之。自己到湖北之后，重打鼓另开张，直到升到中央做军机大臣，也只是编练出了一镇（师）一协（旅），实际操办者，是由他的马弁升上去的张彪。而袁世凯则练出来北洋六镇，六镇的人，除了第一镇的禁卫军（主体是满人），剩下从官到兵，都对袁宫保特有好感。说他们效忠皇上的劲头没效忠袁世凯的大，或者说，眼里只有袁宫保没有皇上，也不算太过分。但是，这个效果，却不是人们常说的，是袁世凯成天搞精神教育，在军营里挂自己的画像造成的。其实，当年北洋军还谈不上有精神教育，即使有一点，也主要是教育士兵忠于皇帝、忠于国家，至于军营挂袁世凯的像，则基本上出于反对者的想象。那年月，对于当兵的人而言，精神跟现大洋相比还不值什么。北洋军喜欢袁世凯，对于军官而言，则是因为袁世凯舍得下本钱，看上的人，赏赐从官爵到金钱，从不吝啬。对于士兵，则是直接发饷，不仅实惠，而且跟别的军队比优越感强。可以说，只此一招，就征服了北洋人心。后来兵多了，袁世凯自己盯不了，就由别的将领，比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他们来盯着。这个传统，就这样传了下来。军官做别的出格的事可以原谅，唯独吃空额、喝兵血不行，肯定一撸到底。所以，北洋军从上到下，一直传诵着袁宫保的好，就算袁世凯被免职，大家还都惦记着他，为他抱屈。袁世凯走后，清廷把几个留洋的留学生派到北洋军做首领，结果，这样的洋学生却无论如何都渗透不到军队里去，大家阴奉阳违，就是不买账。到了清朝最后几年，别的新军吃空额的毛病多少有点重犯了，但北洋军却一直都没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倾向革命的北洋第六镇和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和张绍曾，先后发难打算造反。但这两位却都没法真正控制手下的军队，只要袁世凯不想反，这些军队也就难以跟着别人走。所以，两个发难者最后一死一逃，北洋军人还是听袁世凯的。

民以食为天，兵也一样，能对兵好，兵才会跟你走。当然，太好了也不行，容易养成五代时的骄兵悍将。北洋军成为袁世凯的本钱，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