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余莲写了本书叫《势：中国的效力观》。一说到“势”，中国人的脑子里一定会闪现出一种强霸的形象，比如形容某人“有权有势”、“猖狂得势”，又或是一种人力不可逆转的趋向，如常言道，“形势比人强”。如果避开这种常识般的感悟让你解释“势”这个字到底是何意，它又会变得模糊难辨，不可名状；似躲在日常语言的丛林里时隐时现，似曾相识，却又不像“道”“理”这些大词那般登堂入室，一旦被讲家拖上讲台，就能轻易被钉死在“思想史”的画框里，像等待一一剖辨的标本，自动显灵般成了俗人把握的教条。“势”就如余莲所说，常常辨不清、摸不着，似濛濛夜雨，如影随形，润迹于战争、书法、绘画、诗词中，迁转灵动，百变无痕，由此也恼坏了惯于“刻板思维”的西人哲士。

西人永远不解那些带有“势”字的惯语的真正意思，诸如“仗势欺人”“以势夺人”这些挂在中国人嘴边的惯用语。其实，这些话里所说的“势”，指的无非是中国人办事不按既定规则出牌，而是随机变幻，以当下形势衡量行动的真实效果。“势”和“效力”有关，说起来太难懂，这个中国原理让西方人听起来完全不知所云，摆到国人面前也是只可意会，不得已只能用故事试着说明。

就如打仗，古罗马人把军队画成一个一个方格，摆开阵列，横平竖直，长枪大戟，喊着号子行进，随着步履加快，两军轰然纠结乱战，如火星撞地，胜负立判。据说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人就偏爱重武装步兵，不太重视那些行动轻便、持新月形小盾的步骑兵，喜欢重装步兵列阵慷慨行进，对撞厮杀，不喜欢骚扰、回避和一切耗损敌方的阴损杀招。在古希腊军人看来，正面的相撞和光天化日之下的徒手格斗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讲究的是孤注一掷、星光一现，或凯旋，或死亡。形迹隐匿的欺诈行为犹如盗匪绿林的抢劫，和英勇无畏的正面交锋相比，其价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古代兵法讲究的，却是不择手段，先发制人、内部瓦解买叛、战时迂回取巧，都可随机使用。总之，决定胜负的关键，不在古罗马“方格”如棋盘运棋那样规整的碰撞，而在于这些“方格”根本还没发生冲撞就胜负已定。当年宋襄公最守战术规矩，一定要敌人过河整列完毕后开战，而没有趁敌渡河之际一击使溃，可谓“君子之战”，却被嘲笑为不懂用“势”。曹刿论战，讲的是“一鼓作气”，否则三鼓之后，士气衰泄而不可收拾，也是在讲“势”的高低转换。

战时之道遵从利益最大化原则，也许是“势”的秘笈之一。据说国共内战时，好几个国民党将领当了俘虏还嘴硬，抱怨解放军将领用“卑劣”的手段赢了，不算好汉，表示如有机会双方摆开阵势再干一场，自信胜负定会逆转。这国民党军将领还以为自己是古罗马将军，这般不懂“势”的原理，焉能不败？

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弩，常可杀人于百步之外。优秀的兵法家也要学会远隔时空预知战争情势的发展，做到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弩作为投射型武器，最能表现从远程取人性命的凌厉之“势”。在古希腊人的眼里，利于短兵相接的长枪最适合面对面打斗，他们普遍藐视投射型武器，认为从远处杀人，胜之不武，与战士的个人能力无关，甚至可能是没面子的做法。中国兵家讲究作战时的灵巧，就是依靠个人的运“势”，“势”从此变得如此难以把握，完全押宝在个人的悟性上。“势”还是一种无形弥散的力量，如“仗势欺人”中的“势”就可能不是具体的权力，而是一种潜在的威慑力。

西人边沁发明了“敞视式监狱”的理论。环形监狱中的监视高塔可以观察到每个犯人的一举一动。长此以往，哪怕监视者不在，犯人也由此坐下了病根，总以为有几双眼睛盯着他而自守规矩。福柯把这设计看成是一种隐喻，指涉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力。同样作为法国人，余莲在分析中国“势”的发展时，就认为中国古代早已发明了这玩意儿，而且搞得上下左右无孔不入。其实，中国人的监控机制比西方要远为复杂。国人是以道德实施控制，道德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控能力，有时比法治要管用得多。

在中国古代，“势”尽管可以弥散到广大的文化和艺术领域，但如果谈政治，又确实与权力脱不了干系。和兵法对远近距离的诡异判断一样，政治体现出的也是一种“势”的安排，所以才有一帮儒生发明出一个“理”，后来又把它说成是“道”，好像要与“势”抗衡，让这个世界平衡起来。中国人讲究平衡术，光有“势”而无“理”，让人感觉粗糙、野蛮和没教养，光有“理”而无“势”，让人觉得软弱无能、人人可欺。于是，让“势”背后站着一个貌似道德明星相的“理”，为“势”的作恶站台遮丑，这看来是一种必学的生存技巧。

道德为什么在当官的那里显得重要，是因为它后来被皇帝收编到了自己的圈子里，让每个人内心都要奉行一种规范尺度，这世界会好统治得多，于是“势”被蒙上了一层温馨的薄纱。当年费孝通举了个例子，中国社会就像个没有裁判的足球场，球员可以各自按照内心的规则踢球，这一比喻和福柯说西方社会像个环形监狱有点相似，只是犯人不跑不是因为总觉得监视塔上有人，而是自己觉得就这么待着挺好。

余莲说了句挺损的话，这话彻底断了那些幻想在古人堆里挑出个酷似西人面孔的儒家，并把他包装成民主明星的念想。余莲说中国人根本就是拒绝说服他人，觉得言语没什么力量，于是不信任语言的态度变成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不信任语言就不会相信通过辩论可以说服他人认识真理，而是反过来用那种看不见又处处让人感觉到的“势”来操控他人，说服和操控就成了一种治理文化的双面。

被杀者恍惚欲死之余，视杀人者仍觉无影无形，死得蹊跷难辨，这是立“势”获利的诀窍，也似乎成了中国人做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