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是汉人的还是满人的，这似乎不成问题，按惯常说法，满人是“夷”，在明代人的眼里这个“夷”字和野兽的意思差不多，这些“野兽”占据了大明江山，怎么可能被承认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去掉身上的膻腥，心里至少还得经过一番文化的洗澡，这番身体到心灵的刷洗，有一个专有名字叫“汉化”。

可偏有人说大清统治成功的秘诀是依靠满人的特性，猛一听有些奇谈怪论的感觉。这些“奇谈怪论”被编到了一本书里，叫《“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大清”历史既然被“新”了一次，自然有新的道理。我的理解是，“新清史”新在认为满人即使要洗澡，跳进的也不是汉人一个澡缸，膻味也未必洗净才有资格做咱们“中国”的皇上。乾隆爷不仅是汉人的君主，还自封是蒙古的可汗，西藏的文殊菩萨转世。他在紫禁城和避暑山庄之间来回迁移，绝不是常人所知有利于防暑这么简单，而是要回避为了去除膻腥老爱在汉人浴缸里洗澡这种印象。在他们看来，除了多沾点汉人的文气，再留点满人的膻气似乎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显示出大清不同于明人那般狭隘偏执。

明人修长城，把满人挡在外面，理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一个族群堆里长起来的，心里的想法一定是拧着的。可明朝从此自画界线，占据的地盘却变得小多了，皇帝还被蒙古后裔瓦剌给掳去羞辱了一番。于是清人嘲笑说，我们与蒙古、西藏结盟，他们就是天然的屏障，明人费了那么大劲儿，不但长城内的中原地盘守不住，连南宋苟延残喘的样子都维持不下去，南明只存在了十八年，南宋却存活了百年以上。所以，大清皇帝把宋朝贬得一塌糊涂，康熙皇帝捧宋代的儒学大师朱熹，可到了乾隆爷就开始不断“辟宋”，就是批判宋代那些士人的思想，好像是和他爷爷的想法打架。其实不然，宋代流行把北方人（金人、辽人、西夏人）当作野蛮人的想法，一直让大清皇帝耿耿于怀。

大清皇帝喜欢说汉唐的好处，甚至屡屡羡慕古代的黄金年代——周代，不愿说宋朝的好话，为什么呢？有一个理由是，周代取代商朝，不过是西夷取代东夷罢了，“夷”只是相当于一种户籍，和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扯不上关系。如果“夷”是野兽，那么，周人也是野兽了，因此，“夷”是野兽这个宋代以后出现的解释自然不成立，这是雍正皇帝的看法。乾隆爷和他爸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更喜欢提及汉唐盛世，因为唐代君主李世民就是个“杂种”，按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出自北方蛮族血统，按宋人的标准也是个“野蛮人”。乾隆爷说，你看，连唐太宗都是个“杂种”，我们这些“杂种”当皇帝有什么不可以吗？这问题问到了要害。关键在于，乾隆爷自己接受了不少汉人的文化思想，但他死不承认自己变成了汉人的文化奴才。这与我们汉人学者一厢情愿地说什么满人被汉化了，好像还有点距离。

以上是对新清史新在哪里的一点归纳。但新过头就有点语走偏锋、故作惊人的意思，比如说乾隆帝曾一度连篇累牍地在谕旨中提倡“满语骑射”，意思是要教导满人保持自己民族的传统语言和生活习俗。这事单看起来是死守自己民族那点骨血特征，但更大的背景却与此正好相反，因为满人大臣大多不喜用满语书写奏折，或者通篇频频出现病句错字，弄得乾隆爷不断发火，才用谕旨骂人，恰恰说明满语骑射的习俗衰落得把持不住，而不是什么区别于汉化的统治特点。所谓“缺什么才吆喝什么”，正如当今社会，越是道德缺失才提倡树立“新道德”的意义，而绝非表示现在道德空前的纯洁高尚。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去想当然地推测，可真有点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味儿了。

再有个例子是“正统”的问题，每个新王朝建立时都要给自己的出身找个说法，必须清楚地说明自己正统的根儿埋在什么地方，大清是关外蛮族入主大统，这个统到底应该接到哪里去？如果按照种族的接续原则，满人从人种上说都是位于宋朝北方的金人后代。所以他们在东北时还叫“后金”，但有了“大清”的名号后就犯了难了，到底是接汉人的统，还是接金人的统？一些史臣乱拍马屁，说编历史时咱们大清应该接着辽金的统，结果马屁拍在了马腿上，被乾隆爷一顿臭骂，乾隆说，大清应该接的是宋元明的朝代，把那么重要的统接在了一个地方政权上，这不是自己贬自己吗？可见，乾隆爷脑子里的统不是狭窄的种族观念，并不是非得把大清名号和自己的祖先绑在一起，在他的脑子里，对更广大空间疆域的控制才是建立正统最重要的因素。

以上所举两条，没有为汉化翻案的意思。在此想为“新清史”和“老清史”的区别简单归纳几句。

首先，新清史强调断裂，老清史强调连续。在新清史的眼里，满人的清朝几乎完全可以割裂成一个和汉人的明朝不一样的朝代，这显得有点耸人听闻。

再有，新清史强调区分，老清史强调涵化。新清史中满人和汉人的区别（语言、服饰、军事、社会习俗）是焦点，可老一辈看大清却满眼都是满人被汉化的历史。

另外，新清史更强调东—西，老清史更重视南—北。老一辈眼中，满人由北向南，步步紧逼，先入关抢占中原，后大兵吞噬江南，张扬的完全是南北纵贯而下的蛮狠态势，汉人文化也是以柔克刚步步涵化，不慌不忙地给这些塞外“禽兽”洗澡洗脑，刷洗膻腥，到最后不分彼此，这想法骨子里有点大汉族主义，却也不无道理。

新清史却说周代东夷西夷可以相互换位，哪有什么汉人中心。于是大清的疆域延绵不绝地应该向西延伸到蒙古、新疆、西藏和中亚。大清西进被想象成了一个类似西方世界不断东进、到处殖民的翻版。这种时髦的全球化史观把大清纳入到东西交流的世界史框架中定位，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汉人在里面几乎完全消失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问，如果把东西和南北的视角调和起来后效果如何？我想，在那时，清史解释是不是可以出现一个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