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少年时的好友萧子升曾写过一部有点另类的回忆录，叫《我和毛泽东曾经是乞丐》。书名看起来有那么点耸人听闻，其实说的是当年两人用暑假时间到处乞讨游历，以增加胆量阅历的故事。书里披露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如为过江混上摆渡小船，却因身无分文拒不付钱，与船家争吵耍赖，其实不远的渡口处就有免费渡轮，目的是故意制造难题来锻炼自己险境求生的本领。除记述乞讨生活外，比较有意思的是书中还记载了一些鲜活的讨论和对话。

比如两人同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对高悬于大礼堂入口，由蔡元培亲笔题写的“德、智、群、美”横匾，评价却截然不同。萧子升认为，所谓群育不过是模仿德国和日本的旧货色，美育的提法才比较新颖，因蔡元培曾发表过一篇《以美育代宗教》的文章，就曾申明“美育”的价值。萧子升一再强调德性完美的重要，且坚持德性体现于古代诗歌、经典和音乐中。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坚称群育最值得赞赏，甚至最重要。他质问萧，如果国家衰弱不振，讲美学又有何用？首要的是克服敌人，与美学教育无关。

毛泽东反驳的理由是，假定民族衰弱，德性完美又有何用？最要紧的事是一个人要有力量征服别人，只要能征服别人就表示这个人有德性。两人各执一词，却各有道理，不是能够用一般是非标准轻易裁定的，但是语境不同，时代更替，其意义必生歧变。比如近代时运转移，国人遭遇西方犹如小孩整天挨大人痛揍一般，不断的缠斗厮打中少有胜绩，还犯着倔劲屡匍屡起，满脑子都在琢磨着如何揍倒对方，出口恶气，大多时候却只能在想象中意淫。被虐的苦涩记忆似乎永远盘旋不去，若在乱世中仍奢谈美育，肯定被骂作呆子。但天下安定后，征服别人或相互死斗是否能直接等于“德性”就大可商榷了。毛氏教育观衍生出的斗争哲学持续蔓延，乃至“文革”互斗中亲人动辄反目成仇，“德性”湮没不见，势必演化成一场灾难。这且按下不表，“教育”这个字眼延伸开去可以有无数话题可以讨论，我这里关注的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

最近读到法国人潘鸣啸写的一本知青史，名为《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法人治史注重细节，里面也引述了不少吸人眼球的故事。潘氏对当年那场波及一千四百万知识分子移民洪流有个社会学的解释，他认为是减轻城镇就业压力以及防止闲散人员动乱的政治思维主导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这个思路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宁可从毛泽东早年的美育态度寻找原因。

毛泽东自称毕业于“绿林大学”，明确亮出反精英教育的立场。在他眼里，教育资源不应为一小撮人垄断，应该是一种在平等基础上的“群育”行为，可“美育”恰为一小撮精英所控制，故而不可提倡。这想法若换成响亮的政治口号就是要“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意思是想让更多人均享文化教育资源，此意图本无可厚非。其实，上山下乡的最初动因之一只是出于功利考虑，因为合作社需要会计、技术员与教师，需要中小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到了毛泽东的视界里，其目的明显被拔高了，就是想通过磨炼城市青年肉体的方式，引领知识之流反向灌注到农村，实现群育的目标。毛泽东的最初设想是尽力实现劳动——知识的双向互动，抹平脑体倒挂带来的教育不平等。这样的思维一旦实施，就要付出代价，势必需要让一些传统知识鄙俗化，甚至要毫不留情地进行自虐性改造。

比如为在激流中找回一根电线杆而白白搭上性命的金训华就在日记中自说自话：“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沾上了修正主义的毒素。”通过对身体的残虐漂白思想中的小布尔乔亚污垢，大致是知青改造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只是这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自虐要达何目的，倒是要稍加考究。毛泽东的初衷恐怕远为复杂，不只是把知青赶到乡下任其自生自灭这么简单，至少还有把知识反哺给农村的现代情结，当年知青模范朱克家就是以教导云南少数民族群众识字而脱颖成为政治明星的。同时，毛泽东也希望乡村中的朴实智慧能演化成一种规范性的知识，以便反向影响城市青年。这种双向流动的思维背后潜伏着处置近代精英与民粹之间关系的大思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已指出，一味倡导“文字下乡”，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弊端，因为那些知识小资常常自以为是，以为掌握文字犹如操弄神物，可以任意点石成金，不自觉地漠视民间的朴素智慧。文字代表的现代文明空降到乡村是否就能得其所用，一直存在争议。理想的状态是构成一种平衡。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知识圈流行的“中国农村落后，需要城市启蒙”的言论就表现出不满。在给周扬的一封信中，他曾委婉地批评周把农村视为旧中国的提法不妥，明确说“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在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可见农村有机会升格为新中国未来的希望，特别是“文化”水准还可能高出城市，这完全走向了五四文化运动中精英启蒙大众的反面。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毛泽东显然又把另一种知识即乡民智慧的作用更加夸大了，仿佛知青要领会民粹的神圣，就必须努力把身体自我作践一番，姑娘家只有毫不犹豫动手到牲口肛门里掏大粪，才证明一颗心变红了，或者瘦弱书生和农村小伙一样抡起大锤劈山凿石，才算是自我改造成功。

上山下乡是一场充满革命幻想的乌托邦运动，知青下乡前被刻意渲染过的田园幻相所吸引，他们以为乡村充满玫瑰色的浪漫情调，如果有人读过一些古典诗词，就更易把下乡接受再教育视为一种令人艳羡的诗意生活。实际情形却是，知青一旦嵌入农民群体就会自动流于边缘，长时间处于被漠视的状态，因为农村多为同姓村，本来就排斥外姓，对精英知识的需求度很低，加上来自不同地区的知青在语言和习惯上的差异，使他们经常成为强加给农民的不中用的过客。知青经常种不好地，也不懂农业常识，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对人口过剩的村庄来说变成沉重的负担，最终还可能引起乡民的敌视。知青在与当地农民的相互摩擦中曾发生过不少惨剧，如一位不会游泳的知青被干部胁迫去追赶一头过河水牛，结果不幸淹死。知青对农民的报复也时有发生，如不时故意偷盗。

除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之外，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还有一厢情愿的味道。这个毛病一直延伸到当下。近些年人类学方法流行，学者像货郎一般走街串巷，兜售的是一种叫作“替民众发声”的精神迷幻药，他们总是假设乡人有话要说，有冤要伸，只不过声音被城里人埋没，于是千方百计地以访谈为名从乡民嘴中套出一些话来，以证明发掘了底层声音。“底层会说话吗？”“民众会发声吗？”变成了一种最时髦的口头禅。

其实许多乡村的农民是被迫在知识询问下发声的，甚至做出的是被逼无奈的反应。记得当年阅读一所大学做的义和拳调查文献，就惊讶乡民嘴里居然能说出一套套贴满政治标签的历史语言，如对帝国主义义愤的宣泄方式，对义和拳运动“人民性”的娴熟赞扬，口径一致得令人咂舌。原来访谈者早已预设了各种先入为主的问题导向，农民如不按此回答，势必难以摆脱访问者的纠缠，于是才有那众口一词的惊人“觉悟”。

另有一个例子是，当在乡下做口述史时，学者往往按自己设定的时间脉络提问，如把历史自然划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新时期”等时段，乡民根本搞不清这划分的意义，常常混淆着说，反正是这股军队进村了，之后又来了一股，甚至讲到有一对兄弟出村，弟弟上趟厕所，等出来发现哥哥不见了，原来是跟着国民党军走了，恰巧这时厕所外又跟过来一队八路军，弟弟就随着这支队伍走了，上厕所的工夫，两人的人生由此彻底改变。这故事可能有夸张编造的嫌疑，却也说明，在乡民意识里，对历史身份的辨识热情没有专家学者那般敏感。人类学家当然不屑当政治的传声筒，可总残留着一些应该在启蒙民众方面做点什么的心态，不妨看作是多年前过于自恋的知识人心声在乡间发出的回响。

回到文化与平等这个话题。按照萧子升的说法，德性需要一批精英去铸造，然后才谈得上普及教化。但近代国人反复受辱，又须故意搏出一付打架斗殴的凶相才能打赢对手，“德性”的培育自然被挤到角落，甚至彰扬野性成了德性的表现。和平时期，敌对势力只是假想的存在，人性中的野蛮冲动已找不到真正的对手可供发泄，自然转成了以捍卫阶级名义的残忍内斗。诡异的是，这内斗又是打着追求平等的招牌进行的。

钱穆先生有个看法，中国有“流品”无“阶级”。最早的艺术可能依赖于品味的培育，这是一种相当精英化的行为。后来艺术被迫与某个阶层挂在了一起，变成了社会关系的表现，于是艺术就与民主发生了关系。民主要求平等，艺术也就自然不仅限于个人或贵族阶层独享，必须与更广泛的民众共享，但艺术本身所要求的精致，又决定其只能在小众之中才能实现，欣赏能力受教育、出身和品味的制约。看着农民兄弟享受不到高品质的生活，改造精英文化的念头就会冒将出来，急躁地想要抹掉欣赏口味的差异，其结果只能是杀高就低，集体矮化。故我的结论是，文化不能等同于政治，不但不能和民主挂钩，更不能乱讲平等，只有允许品味的庞杂多样，各安其位，才能使其不至堕落到只有爬上媚俗这条窄道才能生存的地步。否则，国人民主未获，品味早失，德性滋养更是谈不上，这才是未来让人忧虑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