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黄金时代》这部名作中最黑色幽默的段落是谈如何为女主角陈清扬“搞破鞋”正名。之所以显得黑色，在于男主角王二想方设法要把没偷过汉的漂亮女主角弄成破鞋，好让她名誉扫地。

故事发生在云南插队期间，医生陈清扬第一次跑到王二那里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于是发生了如下的对话：“我对她说，她确实是个破鞋，还举出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至于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这段话反衬出，“搞破鞋”一定与女性天然美丽的胴体所遭遇的尴尬处境有关，因为漂亮女知青的身体往往遭到乡村民众眼光的凝视。

相对女性，男性处境的隐喻则从阉牛里得出。当王二裸身在河边晒太阳，看着牛在岸边悠闲吃草，忽然联想起阉牛的过程。阉牛时，一般公牛只用刀割去即可；但是对格外生性者，就须采取锤骟术，也就是割开阴囊，掏出睾丸，一木槌砸个稀烂。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连杀都不用捆。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描述，说掌锤的队长毫不怀疑这种手术施之于人类也能得到同等的效力，每回他都对王二们呐喊：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按他的逻辑，王二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愣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王二后来才醒悟，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于是王二批评陈清扬，老觉得自己清白无辜不是破鞋，本身就是个最大的罪孽。好吃懒做、好色贪淫是每个人的本性，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陈是破鞋的正当理由就是从此考证得出来的。

特别有意思的是，当王二和陈清扬变成了通奸罪的主角，进入革命时期的审理程序时，他们“搞破鞋”的经历迅速成为人事档案中最让人期待的亮点。王二被关起来写交代材料，一开始只是简单说到自己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领导说太简单，要重写，其实就是启发王二要尽量写成事无巨细的“破鞋考”。后来王二写到，我干了她很多回，她也乐意让我干。上面还说，这样缺少细节。后来又加上了如下细节，第四十次的非法性交是发生在山顶偷盖的草房，那天月亮很亮，王二站在地上，陈清扬用腿圈住他的腰……姿势像个考拉云云。

随着交代材料一摞摞地增加，细节已经到了对话这个层次。两人谈到“敦”革命友谊的事，对话是这样说的：人家夫妇敦伦，我们无伦可言，只好敦友谊。领导就问到了以下细节：1．谁是“敦伦”；2．什么叫“敦敦”伟大友谊；3．什么叫正着敦，什么叫反着敦？领导特意要求不要绕圈“掉文”，应直奔主题，交代具体问题。在革命同志的启发下，王二的“破鞋考”以后越写越有文采，考证到这个份儿上不免闹得人人爱读，个个兴奋。政治光环庇护下的通奸“考证”转成细致动人的文字以后，拿捏到领导的手里，他们就自然拥有了窥视群众私密的特权。后来有个人事处长得意地对王二说，人事干部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权看别人的交代材料。我相信，中国政治斗争中非法审判的文字材料除了那些板起面孔的套话外，类似“破鞋考”之类的文字以后最有几率成为“新文化史”瞩目的花边素材。

最近应星出版的《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一书，可以说重启了检视“破鞋考”历史的新境。因为这本书的立论基础本身就来源于一个村庄档案中的各种检举和交代材料，这些材料的不少内容颇类似于王二的“破鞋考”。以往这些东西未被纳入主流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所谓生活作风有关，包括破坏军婚和五花八门的各类通奸。其实，在革命年代，对生活作风问题的定义相当模糊，其严重程度往往取决于当时与某个政治事件和态度的关联度，常常不具备独立的司法审判意义。特别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对犯罪分子的审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非严格按照就事论事的司法程序进行的。

具体来说，对于那些触犯民众利益的行为与思想意图中可能存在的“反革命”思想或者非无产阶级思想，审理时往往混为一谈，这就是所谓“思想罪”的缘始。当一个工作组下乡调查，除了“罪犯”的自我交代外，村庄的民众似乎天然有责任向他们检举当事人各种日常私密生活的细节，村民把这一行为叫作“整”，既然上面决定要“整”一个人，全村人就都有义务去搜集材料证明此人的反动行径。那些思想罪犯私人性生活的“通奸”罪证，更易引起村民的极大兴趣，足以促使他们摇身一变为侦缉队员，展开事无巨细的全程搜索，“通奸罪”的审判常常由此演变为全村过节式的狂欢。

《黄金时代》中对此情境有一段具体的场景描写，叫作“出斗争差”，说的是每当斗“破鞋”和“野汉子”时，陈清扬的表现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据说“斗破鞋”还是种娱乐活动，农忙时，大家都很累，队长说今晚上娱乐一下，斗斗破鞋。斗完破鞋接着有文艺表演。军民共建边防时期，机务站还经常出动拖拉机，载着一车“反革命”、贼、走资派和“搞破鞋”的一起，拉到边境上斗争一番，以巩固政治边防。“斗破鞋”变成了一场以娱乐面目出现的道德教育仪式，基本与法律无关。

在政治斗争中，整人上瘾后的村民几乎能无限放大自己的侦缉嗅觉。革命前的乡村本就是熟人社会，一家一户之间的一举一动都在相互目光辐射之内，村庄的流动性极低，本来的相互窥视是在隐秘状态下进行，窥探他人隐私还需有些收敛，没有糟蹋了残存的那点羞耻之心。然而“捉奸”一旦拥有了净化政治道德的合法性，就会使偷窥突然变得合情合理甚至明目张胆。应星所举的案例中，就出现了深更半夜听墙，还理直气壮地把听墙细节写成捉奸材料，甚至一份检举材料中连续出现二十八次“我揭发”这样的怪诞行文。

一旦披上政治崇高的遮羞布，窥视就极易从自发变成自觉，大家相互告发隐私成为习惯，偷窥甚至从无声变成有声，捉奸延伸成了“斗地主”仪式的一种道德翻版。当年斗地主的民众被勉强动员起来，经过反复操练，才唤醒了政治正义感，民众的斗争行动也由被动走向自觉，“斗破鞋”的表演因为往往和批斗走资派、反革命的仪式捆绑在一起进行，同样被赋予了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偷窥由此就转换成了公开的正义行动。无论是私下接触干部，还是在人民公社频繁举行的诉苦会批斗会上，农民慢慢学会了把以往默默埋在心中的恩怨簿，通过笔头检举和呐喊声讨的方式，换算成一份充满细节谴责的清算单，乡村社会的新道德秩序也由此最终奠定。我以为，对革命时期各种“破鞋考”材料的挖掘，其目的也是要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与嘈杂难辨的声音中寻求真相，尽管这真相的揭开已变得如此艰难。

我看“八十年代”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画匠给人画像，画完自鸣得意地说，你拿到街上问问人，看画得像不像。这位顾客觉得主意不错，真把画拿到街上，碰到第一人就问：“您觉得哪一处最像我？”得到的答案是头上戴的方巾最像。遇到第二个人，那顾客又问哪一处最像，这人回答说衣服最像。等到碰见第三个人，站在一旁的画匠忍不住跳出来提示说，方巾衣服都有人说过，不用再说了，你只说形体如何。那人犹豫半天说，胡须最像。

二○○六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八十年代访谈录》，访谈对象全是八十年代在文学、艺术、学术各领域曾经名动一时的风云人物。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这访谈者的行为是在严肃地印证着那笑话的真实。我猜想，访谈者心里肯定已经预先勾勒出了一幅八十年代的画像，很想从这些访谈对象嘴里印证她想象中的八十年代“形体”的完整性，这从她洋洋洒洒带有明显导向的提问中看得出来，与那画师带着画去满大街发问的动机有些相似。可那些名人好像并不十分配合，众说纷纭，没人说出个“形体”来。我读完这本书后，八十年代也就变成了方巾、衣服和胡须。

访谈对象谈了不少，如八十年代相对亲密的人际关系、吸取知识的饥渴神态、探索电影的激情与冲动、朦胧诗的圈子、摇滚的反叛，但八十年代随之也失去了整体形状。道理并不复杂，你就算描写再多方巾、衣服和胡须，也还会有人注意到鞋子、腰带甚至是衣服的纹饰，这样描下去就会没完没了。相反，更多的细节也可能在不断忽略中流失和遗漏。何况，八十年代的知识圈都有人人自称英雄的习惯，访谈录的刻意选择和有限容量不知会漏掉多少自以为是英雄的画像，当然惹出了各种不满和非议，非议的理由是：这些人能代表八十年代吗？可我又觉得，八十年代的可爱恰也是满目飘动的方巾、衣服和胡须，而不是预先被装饰在我们头脑中的一幅惟妙惟肖的完美形象。

八十年代总是被一股淡淡的怀旧心绪所笼罩。怀旧是当代知识人的一个通病，也是现世各种时髦散文的基调，除了上海外滩的灯红酒绿，就是民国文人的倜傥风流，那笔调几乎一律的浓妆艳抹，招人厌烦却观者多多。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八十年代也不幸加入了这个行列，变成了遗老犹唱的“后庭花”，进入了怀旧消费的时尚画廊。只不过，加盖上了一个“反思”的大红印章，于是显得异常耀眼夺目。我们可以感觉到，访谈者努力想从受访者描出的方巾、衣服和胡须中拼贴出八十年代的整体画像，但这个努力显然是失败了。但我庆幸这个失败，因为我们一旦看不到八十年代那些具体的方巾、衣服和胡须，它的魅力就会顿然消失，不复存在！

何以如此说呢？八十年代的魅力就在于它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的政治走向，不确定的经济前途，不确定的文化变革，不确定的人生选择。又有太多的可能：姓社姓资的可能，民主自由的可能，调侃主流思想的可能，甚至是性解放的可能。那味道有点像晚清的乱世，也有那么点民国肇始时没皇帝管着的撒欢和散漫。我还记得第一次看人体画大展，人们遭遇女性裸体时最初的羞涩表情，和犹豫片刻蜂拥贴近的饥渴感，冲动而又茫然。可这些不确定在九十年代以后全都消失了。当裸体画进入网络可以随意浏览时，人们的视觉开始麻木。倘若那画师拿着九十年代的画像到处问，得到的回答恐怕就不是方巾和胡须了，而是像美国、“像某个西方大师”或者“像麦当娜”，再说得严重点，美国和西方不是方巾和胡须，而是那画家所提示的“形体”。我们的生活、思想和行为越来越容易从形体上被描绘出来了，可惜那“形体”往往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有人一指认就说这太像美国啦，那太像西方某个人啦，从貌似高雅的学院到低俗不堪的欢场，一系列的生活节奏都可以从中找到依据、线索和偶像。大家活得是否愉快我不知道，但都活得越发有规有矩恐怕没人否认。因此，我以为，人们怀念八十年代，是怀念只能说出方巾、衣服和胡须的那种感觉和时刻。

我还以为，可怕的不在于人们津津乐道于各种方巾、衣服和胡须，或描绘不出八十年代的准确轮廓，那恰恰可能是一种时不再来的动人状态，可怕的是那些怀念八十年代的人，或那些在八十年代画像里曾经扮演过方巾、衣服、胡须角色供人们指认甚至崇拜的人，好像也只能活在怀旧的阴影里。他们有些变成了娱乐文化的宠儿，如尼采专家转行大写轻飘飘的人生箴言呓语，原本辛辣犀利的愤青作家转而对女儿说起了私房悄悄话，富有诗性雅意的“棋王”变成了影视听觉盛宴的技术写手，当年说出“我不相信”的急进诗人却开始琐碎地唠叨大院父辈的夕阳晚年，等等。他们说是给八十年代画像，其实更多谈的是九十年代的失落，颓唐的暗恋中满是英雄迟暮无奈退场的感伤。八十年代好像不是为后来的时代提供了养分，而是为后人掘出了一个思想坟墓。这才是最可怕的，它让我们看不到希望！我们看不到这些当年扮演方巾和胡须的英雄后续的英雄故事，也看不出他们九十年代以后的表现和八十年代有什么连续继承的关系。这一点陈丹青也在访谈中说过，崔永元做怀念老电影的节目，意思是向老一辈致敬，可是这档节目和美国的区别在于，人家好莱坞越怀旧越得意，虽说已不及黄金时代，但仍有资本对过去怀抱敬意。怀旧是为未来打气，是自信的表现，意思是咱们现在照样可以牛逼。而崔式怀旧则是以悔恨、抱怨的心理在怀旧，怀旧是为了诅咒今天，我们时时能从《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嗅出同样的味道。

八十年代以后没有延续性，没有未来！这才是怀念八十年代的真实理由，也是八十年代风云人物退出历史舞台的开始。我只能说，八十年代被纳入怀旧的轨道，恰恰昭示的是现世思想的极度贫乏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