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普通百姓的死法不同，大清崩灭后，京师文人多了个爱好，那就是找个湖景好的地界投水淹死自己。这其中有个掌故，说是大宋名臣江万里守襄樊城，城破前盖了个亭子，题匾上写“止水”二字，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城破后，江万里投水而死，这才发现止水的意思，是要找时机淹毙自己。后来余英时考证晚明当了和尚的文人方以智到底是病死还是投水尽节，也发现他儿子的诗中出现了止水二字，原来是怕清廷追究，不敢明说老爷子有意殉身明朝，假称病死，只好用暗语。

民国代清而立，按古时说法叫“鼎革”，清代明时，据说为朱家殉死在当时变成了最时髦的行为艺术，各路名臣争先恐后地或上吊或自残，拼力展示各种死法，唯恐剩下来落个羞惭苟活的骂名。可到了民国代清的年份，不叫鼎革，改称“革命”，明末前仆后继嗜死如怡的悲烈场面却没再重演，满朝文武个个缩头惜命，没有一个为大清殉死。这让一个晚清小吏很焦虑，于是他准备了七年，洋洋洒洒写了数万言，满纸说的都是自己想死的理由，有点像今天那些搞行为艺术的人，生怕观众看不懂，自己白忙活一阵，又在表演场子边支个架子，加写一段标签式说明。

这位小吏名梁济，他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哲人梁漱溟。梁济写的标签文字明确说自己的行为是殉清，却又加注说殉清只是个说法，实际上是殉中国、殉文化，意思是和明末那些殉朱家一姓的“义士”死因有别，这就如行为艺术未展演前，先把文案做足做透，以便后人把身体行为和文字展现相互比照赏析。这积攒了几年的“绝命书”叠加起来真是义正词严，让人觉得梁济殉死的确经过深思熟虑，理由看似相当充分，却也缥缥缈缈地把死的涵义神秘化了。当死亡之举在积水潭终于完成后，自然惹得大波迭起，舆论哗然，其中当然少不了《新青年》这类好打笔仗的愤青刊物加盟，也少不了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以及当代的林毓生等文坛精英隔空混战。

议论梁济之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扣个效忠末朝孤儿寡母的帽子，贬笑那傻老头白白搭上一条老命。按徐志摩嬉皮笑脸的嘲讽，故宫都成博物院了，“坤寿宫里有溥仪太太的相片，长得真不错，还有她的亲笔英文，你都看过没有”。意思是美女皇后都快成了古董，您老到二十世纪还来展演明末殉节的死亡行为艺术，岂不是傻到家了。

陶孟和是社会学家，自然持的是功能论，或利益最大化的观点。他说，梁济之死颇有自私的嫌疑，因为行为艺术不是个人表演，而是身处一大群人围观的目光下，这行为就须对得起观众，顾点他们的脸面，否则不但白死还连带危及人群的心理安全。整个他妈一彻头彻尾的冷血逻辑。

陈独秀倒是性情中人，说梁济虽然有守旧的嫌疑，但遗书中针砭民国时政却是犀利到位，有真诚纯洁的精神，誓死不渝的品性，不像满嘴道德朝秦暮楚的圆通派。他痛骂主张革新的人是浅薄小人，颇让人觉得这愤青如此同情遗老倒真有些让人意外。

其实如不限于刻板的革命家印象，陈独秀的真性情一点不显突兀，徐志摩的话可以为他做点注解。老徐说梁济自杀的真实原因是觉得民国建立缺乏信义，使得人不能成为人，国不能成为国，在这个缺乏信义的时代，还不如死了拉倒。此话倒也不虚，例如有人就说溥仪被赶出皇宫，违背了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例，没有契约立国的理想。这不苟全生命的精神追求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普通人总易学会像猪狗一般苟活。

当然，徐诗人向时人喊话的腔调拔得有点高，嚷嚷起来尽显慷慨之态，如说，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挺生出一两个最知耻的个人，他举了文天祥和黄梨洲做例子，都是宋明鼎革期的旧人物，拿他们和遗老新少比，是争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因为理想主义者总是失败的，如果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的失败，这希望太过奢侈。结论当然是“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纪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志摩是性灵派诗人，写政论也像写诗，猛看显得迂阔轻渺，不合时宜。但我心里对他却有些默许，私以为，这厮比梁济儿子梁漱溟都要了解他老爹。梁漱溟仍辩护说他老爹人格伟大，但知识落伍，没看到咱中国未来一片光明，才有那止水的蠢动，说到底还是把他老爹的脑袋硬生生套到知识论的框框里伸缩比划，衡量深浅，犹如把人质强行塞进大床切割抻拉的江洋大盗。也有性情温厚者如林毓生，老老实实地说梁济的儒家思想过时了，因为儒家是皮，没有制度的毛可供攀附，忙活到底也是个没用，这话说得虽然实在，却满嘴唠叨的还是实用的哲学观，和儒家早已变成游魂的说法疑似。

我想说说我为什么要死挺徐诗人这厮，因为在所有的评论中，他的观点看上去最中看不中用。其实道理很简单，除诗人外，所有评价梁济之死的议论都是在算计这老家伙的死到底“实用不实用”，都在这个思维光谱里打转，只不过左右移动的幅度稍有差别罢了。他们认为，知识和精神是同一种东西，可以拿来在科学仪器的标准刻度下反复检视裁量，仔细想想和医生解剖尸体没什么两样。没有人会想到梁济之死的真正意义是要实现一种无用之用。

记得每回上历史方法课的时候都要面对如此弱智的提问：“历史到底有什么用？”每次我都会被问得气急败坏血脉贲张，被逼急了难免大声呵斥，“没用就是他妈历史的最大用处”。明知这有语言暴力嫌疑的断喝是硬充好汉，冷静下来还得软声解释，历史是一种精神气质的累积，知识的堆积尚在其次，就如“精神”不是实用的知识，不可能直接与具体的社会效果挂钩对接，是看不见的滋养等等。自知说了也白说，白说还得说，自己都觉得沮丧无趣。我相信梁济的无奈心境与我相似，差别只不过是我已习惯苟且而他却决然地舍弃，以舍弃生命昭示“出处”的大节，是古人才能端起的范儿，看起来有些陈腐过时，让苟活着的人嘲笑是必然的。示范的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但如无此示范，在他看来，则满街奔走的，不过是些挂着知识招牌的禽兽而已。

什么叫无用之用？当年庄子与惠子对话，惠子曾焦虑一棵大树大而无用，不但大的树干不中绳墨，小的枝节也卷曲着无法恰中规矩，工匠对它懒得挥起斧头。惠子的心思就如现在的势利小人，满脑子的实用念想。庄子出主意说，既然是这样，那还不如把这大树挪到广漠的田野，一种叫不出名字的乌有之乡，既可在旁逍遥栖息，还可免遭匠人砍伐，拖去打成衣柜家具，这时“无用”才有了“用”的机会。这是《逍遥游》里的一个段子，相信很多人都熟读过。

对庄子的话我们可以稍作歪批引申，树大不中绳墨的寓意是精神的境界不一定与知识的积累同调合拍，共舞相谋，也不一定非得打成舒适家具才显得物有所值。相反，如果把它移放到恰当的地方，它就会无形无声地发挥作用。我不想说庄子是物质主义的解毒剂这类堂皇的屁话，却深知梁济痛心的，的确是一种无声的精神提升机能正在丧失和远去，已到了必须用抛舍生命去验证其价值的地步。

民国初年，对道德沦丧的忧虑很容易被斥为遗老遗少的杞人忧天，急进的革命者鼓励对传统实施打砸抢，鼓吹革命正当与鼓励道德沦丧是成正比的，谁对无德之人当道感到忧虑，谁就难免被扣上抗拒革命的帽子。逆流而上的梁济犹如扛着那棵无用大树行走在旷野中的愚夫，无非是想为身后之人纳来树下的一片清凉。今逢“盛世”，举国喧嚣躁动，真热闹起来，民国乱世还真不能和现在比，那老冬烘梁济无用之用的“蠢举”似乎应该更加让人耻笑才对。不过异样的声音还是时隐时现地透出地面。去年刚纪念完辛亥革命，人们似乎已厌烦了众口一词高唱革命的伟大，清帝逊位的意义得以重新估价。争议初起，民初政局到底是革命还是禅让的结果并无定论，但终究还是撕开了一道交锋驳论的口子。梁济当年就坚称清帝禅让成就民国立国之基，只不过民国官僚忙于肥己营私，反而把清室禅让的苦衷给糟蹋了，以至于从道德上延续立国的合法性并不充足。这话听起来其实很有道理，只不过后来的革命史观根本没给“禅让说”辩解的机会，梁济自然有白死的嫌疑。如今风水轮流转，“禅让说”终于有发声的空间，至少梁济死于那无用之用的深意有可能为更多人理解。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小资读者太受黄仁宇史观的蛊惑，黄氏历史写作，远非台湾人调侃的是“史界之琼瑶”那般简单，其内核乃是升级版的厚黑历史观，彰显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他的基本意思是，明代是道德感弥漫的帝国，结果只养出了几个只管吃喝玩乐的木匠戏子皇帝，清朝也好不了哪去，只有西人的“数目字管理”立竿见影，最有效也最厉害。在他眼里，道德在数目字面前就和狗屁一样，所以殉道之人就如狗屁随着历史管道释放到大气层里，肯定会瞬间变得无声无息。我怀疑这史观为国人苟活找出了更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才使他变得和琼瑶阿姨一样流行。可中国历史上必须有像梁济这样的人戳在那里，不求多，但不能没有，否则越来越有钱的中国人可真像一堆行尸走肉，揣着钱在世界上到处游走吆喝，这一堆堆肉只配让一个没人性的机器管理他们的生活。在这点上我永远站在徐诗人这边，觉得一两个人格的伟大坚持会带来诗样的灵性。在奢华肉欲面前，也许众人都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明，这个世界马上会美好到让人窒息，那就只当我什么都没说，也只当从未有过梁济这么个傻老头曾经活在这世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