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的观察，把国学调子唱成时装秀的大约有两类人。一类姿态较高，他们高唱国学万岁是为了先解救西方人，再解救我们自己，走的是解放全人类的怀旧红色路线。另一类扮演的是低姿态的心理医生，看着老百姓受苦受难心里好不难受，于是一把抱住你柔声倾诉，既然被社会强奸惯了，你又无力反抗，那就好好去享受吧！高姿态派大约是在“文革”期间坐下的癔症，当时有太多人梦想一夜之间红旗就会插遍全球。为了抹掉这段荒唐记忆，一种相对文绉绉的说法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调子一旦流行起来，好处是很文化，也很神秘，既有古文人舒缓雅致的从容，也很像老祖宗漫说“风水轮流转”的镇定，由不得你不信。

如果觉得古人的话不够时髦不够过瘾，别着急，还有近代大师的谶语在背后撑着。当年任公在欧洲转悠了一圈回来，不是就说过，西方文化完蛋了，西人应该向咱们祖先行礼致敬这样振奋国人情绪的话吗？从包装设计上说，这句台词听起来像个占卜师口中吐出的醒世格言，让人容易生出被迷药麻翻前狂喜舒坦的幻觉，至少人们的眼前模糊了革命小将打打杀杀的凶相，所以喝彩声早已不绝于耳。

高姿态派的一个分支是帝王师的追梦人。他们爱做两件事：一是造书院，一是开大会。两样都需要钱，日韩外资居多，谁让咱们儒家的根好像已经长腿跑到日韩了呢！只消到韩国成均馆大学看看就知道，一个学校就有个规模不小的孔庙，一年两次的公开祭祀，那也就怪不得韩国人多次轻蔑地讥讽中国祭孔的不专业了。有一次在日本过马路，忽然看见一队男生列队经过，一律穿着黑色制服，表情却清爽可爱，当时觉得他们打扮奇怪，一打听才知是宫廷礼仪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会分配到皇宫当礼仪生。看到他们我心里油然涌出一种嫉妒和失落，觉得人家的“礼”会通过这一茬茬年轻人传下去，我们却是实实在在礼崩乐坏了。

贵州龙场王阳明闭关悟道处前几年多出一个阳明书院。里面的小孩都叫“义工”，这容易把我们搞糊涂，错以为是基督教的地下组织。有一次我在北大附近的饭馆吃饭，忽然挤进来一堆少男少女，一律穿着黄T恤，背后印着“一耽学堂”字样，据说也是另一家儒教小教堂的义工。那贵州阳明书院教主经常带着自己的义工去大师的遗迹凭吊，教主是今文经学的信奉者，总觉得把儒学看成是天天小打小闹的平常琐事是糟蹋了，谈儒学怎么能不讲帝王政治？说“大一统”才是儒学的真精神，路子有点像康有为当年做《孔子改制考》，下一步恐怕就得折腾出个新“孔教”来了，只不过借的还是基督教的躯壳，至于躯壳里面的魂是什么就难搞清楚了。康圣人还见过光绪几面，可惜当今领导人不是光绪皇帝，也许偶尔路过会把这些义工孩子错当作学雷锋做好事的三好学生，所以他的话没什么人听，怎不让人唏嘘。

不过按历史循环律的法则看，机会还是有的，孔子、朱熹、二程不都是等死后牌位才进了皇帝专设的灵堂吗？据说当今有些岁数大的著名科学家都在拼命锻炼身体，因为诺贝尔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专门喜欢把奖颁给老头，就看谁能熬得住，于是 “学问第二，锻炼第一”无形就成了获奖的不二法门。一旦这个秘密被发现，从此全世界七十岁以上的科学家都开始一大早起来跑圈了。虽然我一直怀疑这是个做梦都想拿诺贝尔却果然在梦里拿到的无聊中国人在恶搞，因为只有中国才有谁胡子长谁说了算的传统。不过，当“文化大师”的风险高，应是确实无误的，为此必须一生精打细算，否则，不但国师当不成，现世的荣华富贵也给耽误了，是很不合算的事。所以有人想得比较开，国师未必当得上，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总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和容学”的东西，据说是比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还要早几年，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可惜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没有专利这么一说，更可惜的是“和容”与“和谐”就差一个字，差之一字，谬之千里，别看就这一字，却真要人命，国师策士还是没当成，想起来让人揪心！

再说说低姿态的国学，这路国学导师没有当国师那么大的野心，却为自己带来了最大的经济效益，成本低，收益高。类似“文化奶妈”“心灵鸡汤”的板砖挨了不少，虽然早有人从鸡汤里喝出了禽流感的味道，可就是火得不行，鸡汤照样卖得好。也难怪，现在要辨别餐桌上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毒，几乎会难倒专门的药物学家，老百姓早已放弃了保持肠胃无毒的希望。失去了食品嗅觉的百姓当然会觉得这道由国家权威言论机构隆重推出的儒学大餐味道不错，喝下之后会发生什么，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这就出现了两个极端，谈儒家政治的人高高在上，谈玄论道，说世俗伦理的人售卖的却是心灵大力丸。本来一体的儒学被肢解得像个刑场上砍掉四肢和头颅的尸体，收尸的人可能是好心，却没人想把这个尸体重新缝合起来。高姿态和低姿态的国学固执地各走一边，好像已没得选，就应了李零的那句话：或者是跟着知识分子起哄，或者是拍老百姓的马屁。

有人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国学即是“国渣”。这个对国学的定义比较恶毒，不过我还是相信国学是被西方人给揍出来的学问，已和传统意义上礼乐升平的那个儒家学问没有多少关系。再说俗点，在古宅里喝着茗茶悠然论道，与被人家揍得不行而发出的惨叫肯定不会是同一种声音。要知国学是何物，就须看清那“国”字到底是哪一个国。不是大宋国、大明国，也不是大清国的“国”，而是“大民国”的学问。民国人是头一次做没有皇帝的学问，一开始大家好像都浑身不自在。不中科举，不当国师，那国学不知还有什么用处。当年章太炎先生在江苏教育会演讲国学，贴出的广告语气很悲恸，大家全跑去学西学，中学没人听了，所以“深惧国学之衰微”，只有太炎先生这么大的腕儿才扛得住，那意思是章太炎再不来，中国文化可就真完了，那种悲壮如同临刑前的哀鸣。章太炎的演讲也有点像拳击打擂，拼了老命一个半月连讲十场，《申报》还每天跟踪报道。不过，章太炎力挽狂澜的作用好像不大，因为“大民国”的国学实际上就是“新学”，“新学”的致命武器是新材料，章太炎光抱着几本经书打擂显然是过时了。

材料一新，老国学立刻就蜕变成了国故，老顽童吴稚辉曾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读经的命似乎也是如此。尽管章太炎有《国故论衡》这样的煌煌之作，可一旦和简帛考古的新奇相比，却也逃不过被视作“国渣”的命运了，所以他的学生黄侃硬不服气，说学问发明比发现更重要，意思是与其一窝蜂地全跑去挖坟，炫耀盗墓品的多寡，不如就死磕这几本经书，靠体悟不同独行于世，可他的话几乎没人听。到了清华国学院时期，味道更不对了，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全是搞“新学”的，王国维弄的是二重证据法，任公是新史学泰斗，嘴里不断杜撰新词，陈寅恪被认为高于国人学问家之处恰是懂十几种西国文字，赵元任不用说，是现代语言学泰斗，李济更是“挖坟”出身。国学这张脸一旦装在“新学”的镜框子里，就会被挤压变形得面目可憎；所以顾颉刚才敢说大禹是条虫子，因为经书既已成“国渣”，那就是谁都可以骂的。

我敢说，所谓国学不过是“新学”的另一个说法，和大清国以前的学问没多大关系，大清国以前的学问只能叫国故，国学顶多是“大民国”的学问。现在打着“国学”名义出现的其实都是国故，而且因为料理者的无良，已极端变味。摆在白领小资枕边的论语，以及专为大款开设的国学班，其作用同桑拿按摩一样，只是让人们在暖洋洋的热气中惬意地打几个哈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