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说过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不少人，但也许是为凸显人民群众人格精神的伟大，那些虽官仓在旁却宁可饿死也不开仓抢粮的良民故事仍不时被提及，听起来总让人有触电般的惊诧感动，不断摧毁着你的泪腺。据说当年蒋公一直叫嚷反攻大陆，都觉得时机不对，直到听说大陆饿殍遍野，才猛觉天助我也，自忖反攻必成。然可怜他苦等数年，终没盼到揭竿而起的陈胜，虽百思不得其解，却不得不废然叹息，终死了回归故乡的心。这给我们一个错觉，好像大陆人民面对天灾人祸，只有甘于认命，或者是觉悟高得顶破天，干脆舍命守公粮，宁可饿死不失革命大节。似乎没有人多想想一个急待解答的问题：那些没饿死的人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历史学者高王凌的书就是为解开这个谜底而写，里面讲的各种怪事听起来都那么新鲜奇诡。书的开头引莫言小说《神道嫖》中的故事，一群在磨坊干活的女人，抱定守着粮食，不能活活饿死的念头，偷窃豌豆养家活命。高之所以把莫言引为同道，就是要解答粮食不够吃、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书中立论多采逆向思维，他给这些女人的偷窃起了个名字叫农民的“反行为”。意思是与政府正面倡导的行为对着干就属于反例，只是这些反例并非不正常，而是随处可见。具体说，人民公社里的农民要想活命，就得靠“偷盗”“瞒产私分”和“借粮不还”；又或者，须记住以下口诀：公家的地里好长草，自家的地里好长苗。类似的故事太多，高王凌变成了个故事篓子，一说一箩筐。

他讲偷甜菜缨子，说几个妮子由几个男人领着（其中有一名队长），跟打仗似的，先趴在堰上，看有没有巡田的。晚上潜到田里，摸着黑拔，后来不知是不是真来人了，大家一声喊，就往回跑。有个妮子吓出了一身汗，得了场荨麻疹。还有各种变相的偷法，如割小麦割得粗一点，故意哩哩啦啦撒了一地，社员请假歇了去捡，一天可以捡回十来斤，一年就那几天，拾麦穗是传统风俗，当年地主家都允许的，共产党治下的公社人当然也知道这个理。

还有一种办法是在扬场时，故意把风力调弱，这样草、谷中间就会连草带谷多出一堆，打场的人顺势就往家拿。玉米和高粱常夹带着拿，可以天天拿，放在萝头里盖上草，简直就像游击队员过日伪封锁线。土豆也常常在吃饭的罐子里带回来，也是翻地时故意不挖出来，天黑了再去，有的摸着摸着，就捉住另一只手，赶紧放开，也不吭气。甚至全家出动，像“三斤重的野猫拖七斤重的鸡婆”一样往家搬东西。乡下管偷叫“抓握”，红薯长大了，会从泥土里露出一条缝来，人假装在地里走，抓握要快手，一手下去，赶紧站直腰，揣在兜里，像没事人一样，有五六条就够解决一顿了。大白天就可以偷。

抓握还是小打小闹，瞒产私分和借粮则是从政府那里“虎口夺食”，通过做账造假等手段，从储备粮、生产粮、牲口粮中抠出剩余，钻的都是合法形式的空子。有的地方，这些虎口夺食分到每个人头上的数量相当于公开账面上的二分之一。史上所说的按劳取酬、二八分粮的记载全不靠谱。农民和政府博弈的结果，不见得个人得到的就很平均，多点少点是常事，没人在意，和政府争夺，他们真在意的是一种有利于全体生存的实实在在的公平。

有趣的是，农民虎口夺食也有大局观，不是只顾自家门前那点事，而是因地制宜，比如集体瞒产私分只适合一定的村庄，或是那些规模小、人心齐、易保密的村子，不过有时村子小，难于腾挪，必须豁出去当“落后村”。要么发生在“先进大队”，干部不贪私，群众拥护，管理较好，也不担心把事情捅出去。

即使是土地，官样文章中公布的数字也往往没有多少可信度，湘中的水田产量都会计入集体耕作和集体经营，那些边边角角的畸零田土，任由农民耕种。甚至水田之外的所谓“土”都悄悄地“自留地化”了，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广东也曾把稻田之外的田地借给或包给农民耕种，就像当年佃户可以自由处置地主出租的土地一样。我们似乎可以说，在集体生产和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学会了如何把革命前有利于己的生产习惯变通地延续下去。或者不妨说，这是在集体制下农民自发的一种“制度创新”。说得更严重点，这个制度创新变成了农业社集体经济的真正基础，否则农民就得统统饿死。农民通过这类行为修改了制度，也为后来包产到户的经济变革创造了条件。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隐性经济”真正发挥作用之所在。

农民“抵抗”不是唱独角戏，他一定要得到政府的默认才能成功，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相互的共谋。按理来说，抵抗遭政府弹压应是常理，但毛泽东有段话却出人意料，他在一九五九年的一次讲话中说，“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伸手向上要粮食”，甚至“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他都很赞成，里面已点到了“偷盗”“瞒产”和“借粮”等多种抵抗方式。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道：“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他甚至计算出河南农民分配百分之三十，瞒产私分百分之十五，共百分之四十五的数字，认为这是基本生活标准，否则过不下去，声称这是农民在保卫自己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

毛泽东这番话有他的特殊语境，不可泛泛解读，不过话外听音，还是能嗅出点要和农民唱双簧的意思。因为农村的“制度安排”这出戏，必得由农民和政府两个角色共同演绎，才能撑得起台面来。一方面，政府高喊“斗私批修”，私底下却对民间惯行有一定尊重，至少不赶尽杀绝，留有空间，多少满足一些私人欲望，即使是所谓“先进大队”，那“先进”之处也恰恰不是靠粮食高产量讨好上司，而极有可能存在着严重瞒产私分的空间，否则农民会真的活不了。只不过这样的大队，为了保住瞒产私分的果实，必须使生产不断增长，只有使社员从集体经济中得到较高收入，吸引他们用较大精力投入集体生产，才能避免较低层次偷盗行为的发生。

另一方面，农民再“顽劣”，也要维护和接受集体经济和公社体制硬性框架的约束，面子上要表现出对公社生产的积极性，无论单干，还是瞒产，都是私底下的举动，至少要维持集体经济不多不少、不死不活的常态。农民中扮演抵抗角色的“演员”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创业史》中只管自己发家的梁三老汉，也有一直想回到单干状态的负面党员形象如郭振山，后者未尝不是农村基层干部的主流。又如《三里湾》中的范登高、《艳阳天》里的马之悦，在小说里都是有私人欲望的党员典型，可在实际生活中，正是这些干部起着平衡农民与政府关系的重要作用。

集体经济下的农村，公私边界的划分非常微妙。“私”在集体经济年代是邪恶的，“公”一旦体现在公社事务上常被看作是古代大同理想的实现，但“私”也得有自己的流通渠道，这个道理谁都懂，于是在人民公社的“大公”旗帜下允许搞点“小私”，真是既普遍又正常。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认为，中国的“私”不能独立存在，必须借助“公”的形式才有合法性，这点和日本很不一样，日本公私领域分得很开，“公”一般无法侵入“私”人地盘，这与西方人有点像。所以中国人不能公开谈论“私”的好处，那是邪恶的，必须隐藏在“公”的这张笑脸背后偷偷想偷偷做。不过只要在“公”的旗号下，种种“私”的故事就会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地涌现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公私关系大变，“私”已不必羞答答躲在“公”的背后，赤裸裸地追求私欲成为正当的事情。对私欲的追求还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激励机制理论做靠山。这种理论大意是说，经济变革使个人的实际收益与他所创造出来的社会收益越接近，制度的激励作用便越高，个人和社会共同受益，但这种纯经济的算计却暗藏着脱离实际境况的风险。

我的疑虑是，个人收益完全在私欲的框架下纵横飞驰，没有“公”的框架束缚规约，那么制约其行恶的机制到底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一旦经济计算只有加减多寡的区分，没有软性道德机制的约束，其许诺的未来无非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绝对没有愚蠢到要提倡重回“大公无私”的年代，或者可笑到为人民公社的陨落大唱挽歌，我只是以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正是忽略了经济建设背后那些软性的文化激励机制的培养，才导致中国的崛起就像个跛脚的巨人，摇摇晃晃，蹒跚而行，始终难以真正令人尊敬地站稳在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