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传一个关于健康的冷笑话，说是有人腹泻去看大夫，大夫一看症状就心知肚明，原来这厮是平时吃得太干净了，于是当即给这位仁兄开出一剂“以毒攻毒”的偏方，建议他每周去一次街边小馆，环境越脏越好，撮上一顿地沟油炒出来的脏饭，以保持身体内细菌的平衡数量，担保他以后五毒不侵。这则冷笑话的主角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武林高手西毒欧阳锋，为寻顶尖武功走火入魔造成气血逆行，每次练功必采“倒行逆施”之怪法，才能维持身体正常。

不难发现，目前我们周围的世界越来越被一股“戾气”所包围，食品不安全、公信力丧失、道德冷漠症频发、黑社会横行，每天生活其中的人就像西毒欧阳锋，仿佛稍不留神就会气血逆流，倒立行走，满街发起飙来。戾气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罩住社会的各个角落，闹得百姓惊慌、政府焦虑、谣言蜂起，稍有异动就风声鹤唳，维稳之弦越绷越紧。

对此怪相的观察成果已有不少，不过我最近读到的一本书分析视角却颇独特，此书是从“气场”形成的角度描述戾气弥漫的原因与解决之道。当然他开出的绝非那冷笑话里的不靠谱药方。

“气”到底是什么，自古就说不清道不明。在中国古人的思想里也是个玄妙难解的东西，但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气”的模糊难测正好可以昭示中国人言谈行事中复杂多样的纠结之处。这本名为《“气”与抗争政治》的书中，列举了各类底层民众的上访事件和政府应对之策，作者的发现是，无论何种民众与政府的博弈冲突如表面的土地维权、争取移民待遇、要求环境损失的补偿等，都不是简单的利益冲突，而是与特定情境氛围和人格气质的聚合作用有关，说白了，对冲突的发生不可就事论事，要有个文化的解释。

传统的看法是，中国人惯于逆来顺受，宁可委屈自己也要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不惯于扯破面子咆哮公堂无端打架，所以总给人以息事宁人的印象，有学者更称之为“无讼社会”。这说法令人起疑，且不说明清时候就有健讼之风，即使看看今天，人们的火气似乎也越来越大，到处都散发着不可捉摸的乖戾之气。气可聚可散，处于有形无形之间，没办法用准确的语言描述清楚，可在作者看来，国人的两面性正可从“气场”的形成凝聚加以观察，一面是“人争闲气一场空”，另一面是“不蒸馒头争口气”。百年来国人是出了名的能忍，甚至在洋人眼里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印象，但也不乏任气行侠的草根英雄。换句话说，就是认命与不认命的心态往往交织呈现。“气”的萌动就与不认命的习惯有关。

中国自古缺少等级森严的贵族与草根平民阶层的对立与区分，唐宋以后更是庶民地主当道把权，高贵低贱的位置可以上下流动，相互置换，给草根攀上高层提供了念想。“气”的蕴生往往源于不认命的态度，从陈胜吴广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慨叹到共产革命式的造反，都是靠不认命这口气凝聚民心。毛泽东当年就号召，农民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滚上一滚，甚至高呼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再也没有比这更生动的“气场”鼓荡术了。不妨比照一下邻近的印度，可能是因为信奉宗教和种姓制度各安其位的状态，人们普遍比较认命，哪怕一辈子当贱民，也没有改变现状的理由和动力。

除了不认命的心态外，抗争“气场”的生成也与中国历史频发剧烈变动有关。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说法，中国的结构就像一块夹心面包，国家、民众之间夹着个士绅阶层和宗族组织，这层夹心起着调解民间纠纷的作用，使得熟人的面子和人情可以拿来缓冲各类冲突。现代革命用暴力打掉了这层夹心，使民众直接面对国家，个人生活大大增加了直接与国家发生冲突的机会，遇到纠纷也一般由代表国家的行政机构介入协调，民众没有代表自己实际利益的工会、农会等组织帮助申求权利。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通过市场干预渗透社会的能力又有提高，政府强化城乡差异的壁垒，导致劳动力持续保持廉价优势，但却没有解决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贫富悬殊的分层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趋于定型，特别是阶层之间流动的可能性减少，使得不认命的传统情绪常在绝望中频繁发作出来。

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大量低价征收土地，引爆农民维权的新一轮风潮。近些年，一些西方学者模仿社会组织的发育理论，寄望于中国出现类似欧洲的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其实中国民众的抗争行为与国家权力之间一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若指望出现一种完全异质于国家行政机器之外的社会组织发挥动员作用，无疑是个不切实际的空想。民众只能采取国家政权允许的合理手段争取自身的权益，比如民众最惯常采取的两种抗争渠道，上访和依法申诉，都在国家政治许可的范围之内。上访遵循的是中共传统的“群众路线”，依法申诉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维权。当然，申诉与上访犹如银币的两面，正好可以作为法律程序与非正规手段交替加以使用。

在抗争政治中，“气场”是指一种高度敏感性的状态，是未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满，相互激荡形成的特定情感氛围。如果政府一味用高压手段处理利益纷争，受到损失或威胁的底层民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心中怨气无从发泄，心理严重失衡，就会出现不稳态势。由于缺少西方凝聚群体行为表达群体意识的合法组织，抗争过程中草根领袖的地位就日益重要。围绕草根领袖的动员会形成一些抗争技术，有一种干法叫“问题化”，农民要引起上层注意，就得想方设法通过说、闹、缠等方式把自己的个人问题，一步步纳入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内，这才有望成功升格为国家真正重视的议题，其要诀是，“踩线不越线”，既给地方政府带来困扰，又有法律依据，不至于被抓进局子里受罪。

地方政府自然也有一套应对技术，最重要的一项治理技术是拖延，想方设法地增加上访者或申诉者的生活和时间成本，持续消耗其体力和意志，指望他们最终因耗不起而罢手。一旦在地方拦截失败，上访者到了京城，政府也会通过“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途径，或者出路费遣送回籍，或者动用传统连坐法，即扣住上访者，让亲属来京领回后，因上访者无效而返，自然会遭到训斥和监控。可见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在维权抗争与治理技术方面可谓各擅胜场，国家也为维稳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和资源。可是维稳的局面却仍然严峻，理由何在呢？本书尖锐地指出，这和政府对民众“气场”蕴成原因和状况出现的误判有关。

一般说来，国人遇事多采忍耐态度，不是逼急了，谁也不愿走持续上访申诉的不归之路，这是古代出现无讼局面的基础，但前提是必须有宣泄“气场”淤积的有效渠道。可是各级政府恰恰采取的是围堵而非疏通的办法，这与他们对社会稳定涵义理解的误差有关。在官员看来，任何民众的集体性诉求，都是一种社会矛盾的表现，都可能对国家稳定造成威胁，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干净世界才是理想的治理状态，甚至成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这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稳定幻象”，在这样的幻象支配下，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民众“气场”的任何合理宣泄均被如临大敌地升格为“不稳定因素”加以全力灭除。随着维稳资金的加大投入，各级政府多采用“花钱买平安”的手法平息冲突，对“气场”凝聚的性质也多凭官员的个人嗅觉予以判断，完全无法可依，结果对某个细小事件的处理往往也会放大到维稳的政策高度，拉开草木皆兵的应对架势。

其实，避免神经过敏式的维稳思维，适当拓宽“气场”宣泄通道未尝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民众的利益诉求是分层次的，并非每层都有酿成暴力冲突的可能，只要允许“气场”有一定的发散和流动空间，就可大大缓解极端压迫下的紧张情绪。西方的一些“气场”高压缓解技术就值得借鉴，西方民众往往拥有多种公共抗议场所，最为频繁上镜的“广场政治”表演不过是民意的一种中性的表达空间，完全不会被神经过敏地想象成暴力发生的温床，在各种空间中凝聚起来的戾气反而有可能通过抗议的口号和貌似激烈的肢体语言被消解和驱散。反过来说，如果这种空间屡被压抑而统统消失，很难想象西方人依靠“气场”所蕴积起来的暴力冲突不会以大规模的形式爆发出来。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难道这点自信心都不如西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