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读一本畅销书叫《中国不高兴》。满纸扑面而来的都是犀利的叫嚣、谩骂，混合着愤青式的口水，夹杂着“傻逼”“屎”“贱”的糙词和脏话。但我读后却不敢说我不高兴，那种激昂的伪正义腔调仿佛天生就给自己赋予了正当性，因为他们太聪明，有选择地高举出了“爱国”这个吓人的旗号。是的，谁敢说自己不爱国呀。我在正义前面加个“伪”字，是想说，这本书的作者就像一帮小毛贼想做江湖老大而不得，却成天自夸就是有资格做老大。书中通篇都在骂美国入室抢劫侵吞世界人民的财产，咬牙切齿地要当好汉仗剑行侠，喊出的都是惊天动地的江湖黑话，如“趁火打劫”“除暴安良”“持剑经商”乃至“不能一起爽，也不能被别人吞掉”，其实骨子里还是嫌脏分得少，要杀掉美国这个老大自立门户，一派瞪着眼睛四处找人砍杀泄愤的模样。凡是说不出黑话或不愿附和着说黑话的人都被糟蹋成只会谈“文艺腔”的怂种，其中就有钱锺书、王小波和王朔。

这几天我郁闷无奈地想，当今有多少人正在为这种伪正义跺脚叫好，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中国人的自虐心理在作怪？当你徒劳地张开嘴巴想对此说“不”时，在语言暴力的鞭打面前，心理又会瞬间变得脆弱而失去任何的抵抗能力。似乎在这些民族主义黑话面前，你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假装高兴地跳脚欢呼：“老大，你够狠！”

这几年激愤的宣泄文字有点像习惯性流产止不住地随处乱淌，却又披着“历史记忆”和“理想主义”的时髦外衣，某些媒体红人和明星学者甚至还把“黑话”讲得悦耳动听，且富有正义的高亢节奏，如吃了迷幻药般享受着口水喷溅带来的快感。语言变成了械斗仇杀的工具，如果你稍显温润和礼貌就会被嘲笑得无地自容，仿佛港片里刚入黑道不懂行情的小马仔，出手杀人不够利落就只配给老大打洗脚水。可怕的是，大家都得按这些假江湖老大的规矩绷起脸来装作不高兴，谁要是显出高兴或按自己不高兴的表情发出声音而非照老大的不高兴流露激愤的表情都会惨遭无情唾骂，任何批评在这种语言暴力构筑的正当性面前都只能欲言又止。虽想不高兴也要显得因听到这不高兴而显得高兴，所以只好选择沉默以免自己变得更不高兴。沉默带来压抑，找不到宣泄的出口，直到我今天读到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的受奖词，才发现他们煽动大家一起不高兴的真正理由。

村上春树成为今年的焦点不是因为他被授予了耶路撒冷文学奖，他在此之前已获奖无数，似乎并不应该在意这个不大不小的奖项，他受人关注是因为他坚持在以色列进攻加沙屠杀平民的日子里去领奖。人们认为，他的领奖是对强暴战争行为的一种狂热支持，甚至因为他日本人的身份，由此想到二战时日军对中国人的屠杀，指出他可能是个“新纳粹”。但是当你读到他的获奖感言，再对比像感染流行病似的装出不高兴样子的人群时，你会感到羞辱！当村上春树站在以色列总理佩雷斯面前，领取这个曾颁给罗素、西蒙·波伏娃、米兰·昆德拉等大作家的奖项时，他并没有说恭维感激的话，而是用一种委婉雅致的文学家言辞严峻批评了以色列的军事暴行。村上的表达是如此平和沉静，语调温度绝对低到愤青所能容忍的水平线以下，在习惯用打打杀杀的准“文革”体泄愤的老大们看来是既不过瘾也不带劲，可就是这貌似“文艺腔”的语言，以一种极端弱势的姿态，表达了思想中蕴含的强大力量。

村上春树面对争议没有选择沉默或逃避，他说违逆众议而行是小说家的天性，因此表示“我来到这里，我选择亲身面对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亲眼目睹而非蒙蔽双眼；我选择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不言”。他拒绝发表任何确定的政治信息，拒绝以世俗认可的方式判断对错，偏好用超现实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情感，他把心中最隐秘的原则展现在颁奖者面前，这句话从来没有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上，却刻画在作者心灵深处，那句话就是，“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他对这句话的注解是：“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还有任何价值可言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涵义。更深一层地看，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也或多或少地，需要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很难想象这是个侵华日军后人所发出的声音。在中国愤青们看来，这是典型的“文艺腔”，软绵绵的，特没劲儿。村上的父亲是侵华远征军中的一员，每天早晨都要在餐前为死于战争的人祷告。不管父辈祷告是否有诚意，至少村上一辈已经开始意识到选择做“鸡蛋”的重要，知道以卵击石是一种良知的发现，是韧性的抵抗，知道鸡蛋和高墙的区别。而中国这些假装不高兴的人们还在选择站在体制高墙上高兴地哼着小曲，不屑地说做鸡蛋多掉价呀！鸡蛋怎么能和高墙比呢，高墙坚硬如磐，即使在高墙的角落下蜗居也是咱们的幸运，没有高墙的庇护哪有鸡蛋的安宁幸福，没有高墙抵挡帝国主义的风沙，哪有咱们今天生活的和和美美。他们奉劝读者不但不要以卵击石，还呼吁要把这墙垒得高高的，垒得高才不怕被抢。他们不但要垒墙，还要学人家西方，鼓动大家冲到墙外去抢去争去夺，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高墙论，比如说中国就是要大搞军备竞赛，最好到处打家劫舍，好听点叫“持剑经商”，脸皮厚点干脆说风水轮流转，早该轮到咱们杀人越货登场分赃了，绝不能让美国佬一家独占。这一切都贴着“反帝爱国”的标签，却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逻辑，让人不由想起当年日本学习欧美，以亚洲为资源地发动战争的陈词滥调。

这套高墙逻辑并不是土特产，而是西方一直以来靠痛揍东方调教出来的一套生存哲学，洋人逼着你去学，不学或学得不像还得挨揍，直揍到你学会为止。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仅变成一种生存伎俩，而且成为安身立命的总纲。于是相互仇杀有了光荣的说辞。没有人敢问，这些高调逻辑究竟是怎样打着动听的旗号把民众的血肉涂抹上墙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日本人想做“鸡蛋”，但我知道甘地也是一枚彻头彻尾的“鸡蛋”，如果我们把甘地的非暴力抗争嘲笑为“文艺腔”，那么那些慷慨激昂的“愤青”口中到底还能吐出多少真正属于自己发明的高级腔调而不仅仅是粗口黑话？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如果大家一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想中国还是多点“文艺腔”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