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韩国人李御宁博士写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看到一个故事说，日本海边有棵大树，后来被砍成一条船，船划起来非常快，被用来去一个名叫淡路岛的地方取淡水供皇室使用。不久船坏了，便把它当劈柴煮水制盐，再后来用剩下的木材做了一把琴，琴声传遍四方。这故事听起来好像有漏洞，船坏了，皇室喝不上水怎么办？一般人想到的是赶快把船修好，淡水供应别断了，可奇怪的是，这个明显漏洞居然无人理会。

看上去，这故事讲的似乎是一棵大树如何变得越来越没用的过程，不是吗？大树变成船能取淡水，再变成柴能制盐，最后变成琴，却只能弹奏无用的乐曲。体量越变越缩，功能越变越小。可在李博士看来，大树变成船，再变成琴，经反复删削渐渐缩小下去之后却产生出影响世界的力量，日本的缩小文化就是由烧剩下的木材做成的琴来加以实现的。

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恶毒的判断，即日本人只要一出海玩殖民游戏就完蛋，只能缩在岛里自作多情地播弄“琴声”向外搞软性文化渗透。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纤细敏感的日本人漂洋过海，到中国大陆行劫成了倭寇，就如无根浮萍，忍受不了流浪在外的寂寞。日本不像英国，虽也是海岛，民间故事中却缺少古希腊神话里随处可见对点点繁星的描写。对外部的恐惧使日本人到了陌生环境，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无所适从感。“铁血”和“琴声”的选择变成一个世纪难题。日本一度西化，海外殖民，暴力扩张，把中国大陆当成杀戮征服的对象，历时八年，却无功而返。当日本把台湾变成一个自家“行省”，用“琴声”安抚催眠时，台湾相当一部分人立刻中招，至今许多台湾人怀念日人在岛上建了多少城市基础设施，惠泽了多少工业，与此同时，却强烈怨恨着国民党的杀戮和破坏。对日人的感情体现在各种艺术形式中，《海角七号》里那个坐船回国的日人对台湾怨妇的歉疚，和光复多年后台湾歌手被日本女经纪人勾引上床，说的都是两代台湾人与日本人的暧昧纠结，那正是“琴声”诱惑发生作用的表现。对比中国大陆人对日本人延续数代的仇视，以及一波波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诅咒，完全是两样的心境。

在新竹曾看过一个乡土文化展览，发现台湾乡土习俗受日本影响甚深，小到饮食服饰，大到交通工具，几乎无不遭到渗透。去过华盛顿的人都清楚，日本人花大价钱在华盛顿遍种樱花，每到盛开的季节，满街满谷都是樱花撒地的梦幻意境，人们陶醉在樱花飘落的街头，很易恍恍惚惚地把美国首都当作了日本上野公园。

那么中国又如何呢？中国人似乎比日本人老实本分，中国比日本大得多，却没有海外殖民的欲望和历史，这让西方人觉得很奇怪，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是个帝国，帝国就应该到别人家的地盘上去打劫行凶，拼命捞取资源，否则怎么养活得了那么多人口。连日本都模仿“大英帝国”，自称“大日本帝国”，把中国、朝鲜都圈在里边，自以为是当了几年东亚老大。西人的意思是说，你中国也别端着架子死不承认“侵略”过别人，所以他们最近硬造出一种说法，说当年大清对西藏、新疆、蒙古乃至部分中亚地区的统治，也是一种类似西方对南美土著人的殖民行为。在我看来，这些看法都是胡扯。中国没削大树造过运水船，也没有繁星点点的神话，但从不缺少远播异地的“琴声”，靠“琴声”的委婉悠扬，聚拢人心，而非铁骑横扫，一灭了之，一直是大清治边的传统策略。这“琴声”在当代一度被滥用，比如跑到奥地利金色大厅去赠票包场，自娱自乐，甚至模仿西方人坐在下面欣赏西乐，一听京胡国粹就假装陶醉得迈不动步。借人家金色大厅自拉自唱，有滥用“琴声”的嫌疑，比跑到美国首都大种樱花还招人不待见。两者逻辑却是一样的，都是想用文化而非战争解决问题。

不过看看清代的历史，无论对西藏还是中亚，似乎都少有粗暴草率地拨弄“琴声”的例子。有史料说，当年乾隆皇帝派大臣和琳与松筠入藏，二人前后担任驻藏大臣。和琳与松筠是蒙古人，蒙古人都信喇嘛教，整个蒙古也属西藏佛教控制的区域。驻藏大臣熟悉藏务，信仰也和藏区人士相近，这无疑是治理西藏政教的优势，但也极易出现信仰和政治如何协调的问题，于是乾隆在和琳出任之前对他有一段训话，大意是说，我知道你平常信喇嘛教，此次到藏见到达赖和班禅可照常致敬，循遵佛法，但不可过于谦卑，把自己等同于当地基层官员，应与达赖等宗教领袖平等相处。乾隆强调的是，不可坏了官家的正统身份。两年以后，据官员的奏报，和琳见到达赖喇嘛已不行叩拜之礼，乾隆认为此举很得体，后来派松筠赴藏接替和琳时，也指示他见到达赖不可叩拜，即使尊奉喇嘛教，也要等到任期满后回京再行礼拜。如此处理，既尊重藏地宗教习俗，又很好地协调了驻藏大臣官员与信徒的双重身份。清帝对藏地情境如此周全的考量，自非当今某些滥用“琴声”之辈所能企及。

我是想说，拨弄“琴声”、搞文化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建设过程，聚拢人心靠的是高超的分寸感，靠的是对当地习俗与文化的真正理解与尊重，并非一味灌输即能起效，否则定会造成水土不服。别自以为“琴声”悠扬，就稳稳能让全世界人民都竖起耳朵面露欣喜地倾听，如此下去，即使听者脸上勉强挤出幸福的表情，看上去也会让人直起鸡皮疙瘩。